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从左到右）李平、黄作梅、沈建图
1955年4月，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
周恩来与吴努在机场
国民党暗杀队一成员1955年4月致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信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历史永远铭记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1日当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尼负责飞机的安全。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电报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加害于你，我请求你慎重考虑，你参加万隆会议是否适当，会议对和平很重要，但如对你个人安全有危险，你可以委托副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但是，周恩来意志坚定。
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深情地给邓颖超复信：“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当然清楚，敌人暗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他本人，从他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一野蛮行径，指出：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美蒋特务机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预谋杀害，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表现，而且是对于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卑鄙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
4月13日晚，周恩来再次找代表团成员谈话，安抚大家的情绪。随后，他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邓颖超：“何谦（随身警卫）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夫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提出善后工作3点意见
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毅然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4架缅甸空军的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
为安全起见，事先跟缅方商量妥当，取消了群众欢迎场面，也没有通知外国使团，只有少数缅方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抵达仰光后，周恩来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就和陈毅一起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
当年的随行警卫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那天，正好是缅甸的泼水节，相当我们的春节。起初，我对总理参加泼水节很担心的，因为人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去的地方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同日，中央专门就周总理的安全问题给有关使馆和代表团发去指示，要求所有同志都要提高警惕，担负起保卫团长的责任。此时，从中央到外交部，每个人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外交部一日数电，随时同大使馆保持联系。
安全形势的严峻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的工作。4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3点意见：（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3人的家属表示哀悼；（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遭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当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以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事沉重，就连应邀出席亚非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
东道主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或环节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还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这次会议可能遭到暗算。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周恩来建议在亚非会议上不要提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在新加坡机场临时降落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
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
考虑到飞行安全，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于是，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联系，得到应允后临时着陆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机场。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渐渐地，雷雨停歇，天空出现白云片片，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空中霸王号”又飞行了3个小时许，于当地时间下午5时30分终于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处处挤满了欢呼致敬的人群。
当晚，周恩来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尼使馆。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万隆。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民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乘车离开机场，前往位于达曼沙里路10号的当地华侨的一幢别墅居住。一路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当地华侨，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向着周恩来欢呼、跳跃，热烈的场面令人感动。
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尾随周恩来到来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拦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印尼方面为此实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处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并且，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地组成的恐怖组织“铁血团”也正在秘密策划活动。
为保证亚非会议的安全，万隆警方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投入大量警力整肃治安。从3月下旬开始，万隆警方通令全体市民，凡持有军火的，包括5.5厘米口径的气枪，都必须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违者将受到严惩。在进入市区的每一个路口，军警都设立了检查站，盘查和登记来往行人，检查过往的车辆。同时，对各国代表团即将下榻的宾馆饭店进行了检查，配备了保安，并派出大批便衣警察进行巡视。
4月18日上午，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仪态自若地走进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现在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同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乃至世界人民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来信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币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位成员都要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印尼方面非常重视，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同时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当然，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周恩来还要过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尼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成元功曾回忆：“我对总理当时7天的睡眠做过统计，一共才睡了13个多小时的觉。”
值得欣慰的是，直至亚非会议胜利结束，美蒋特务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亚非会议圆满成功。
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
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周恩来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时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邓颖超）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成元功听后，含泪默默点头。
5月7日上午11时，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在和煦的阳光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国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国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国对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国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5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周驹潜逃台湾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200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吴志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