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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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以下简称创建史研究），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对创建史的研究，在努力挖掘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创新的思维和多重方法，对与创建史相关的史实和人物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共历史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创建史研究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创建史研究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永恒主题。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任何历史都是人的活动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活动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任何历史都有源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源头就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1920至1921年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缘起，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离不开也绕不过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从上述意义来看，研究创建史，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弄清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更在于从那段历史出发，观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并从这90多年党的发展变化中发现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发现这个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政党在经历了90多年的风雨之后，如何更加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带领全国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前程，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

其次，参与共产党创建的人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阶段，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都有建党时期的人物，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了党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研究建党时期的人物，研究他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认识基础，对于研究他们后来对中共历史的影响，对于研究中共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从而促使今天的共产党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从党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人物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历史研究者，甚至普通民众，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和现实需要关注着、评论着、述说着这些人物的历史和命运。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这些人物又有不同的认识，乃至这个话题成为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每逢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周年纪念之际，社会上关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关注那个时期人物的作用及其命运，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报刊发表的有关建党时期人物的文章达1000余篇，其中有关陈独秀的文章99篇，有关李大钊的文章110篇。对建党时期人物的持续关注，进一步激发了普通读者对中共历史的兴趣，也进一步助推了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创建史研究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中共一大开幕日期的确定，成为中共历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但创建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羁绊。创建史的研究离不开建党时期人物的研究，搞清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实，不仅仅是创建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创建史研究了这么多年，相关史料挖掘已经基本穷尽，相关史实和人物研究也已经基本形成定论，所以创建史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一认识是否正确，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看关于建党时期的史料是已经挖掘穷尽，抑或还有尚未发现的“富矿”？这也是能否坚定地推进创建史研究的首要问题。事实上，近几年来，学术界为了进一步搞清建党时期的相关史实，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努力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可资利用的信息，确实有新的发现不断问世。

从李大钊研究来看。李大钊作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他的生平和思想研究，特别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活动及贡献，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2010年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著述问世。但与李大钊相关的史料是否已经挖掘穷尽？对李大钊在建党时期思想和活动的研究是否已经到位？从近两年的发现来看，在这两方面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有待填补。下面略举几例。

1.从新发现的史料来看。

2011年3月28日，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馆长韩春云披露，该馆赴荷兰征集文物史料时，发现李大钊在国共合作期间写给孙中山的信、李大钊在中共三大上的发言记录、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当年使用的图章、当时的出版物、中共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革命活动的详细记载以及与李大钊革命活动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料等，这些资料不仅使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进一步印证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而且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历史的研究视野。

此外，张建军在《新发现的李大钊一篇讲演稿及其解读》一文提出，1923年12月，李大钊以“李守常”名，在“中公商大”学校发表了题为《茶贸易与蒙藏之关系》的长篇演讲，演讲内容曾在当年12月7日和8日的《盛京时报》第7版进行了连载。张建军提出，本篇讲演稿表明，李大钊在20年代初仍然继续着他早年对蒙藏问题的关注，对于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很有帮助。但这个演讲稿并未收入目前为学界看重的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中。

2.从新考证的成果来看。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李大钊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又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文章，是李大钊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但该文在作者生前没有发表，也没有标明形成时间。该文被收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钊文集》时，文章的时间被确定为“1920年”，而被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时，文章的时间被确定为“1923—1924年”。朱文通撰文指出，“1920年”说显然是错的，“1923—1924年”说基本正确，但并不准确。他经过多方考证，提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李大钊在北大经济系的讲课稿，从课程的开设时间和该讲义的编写来看，时间应是“1923年12月下旬至1924年4月”，即使因个别事情偶有延误，也不会超过一个月。

3.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史实来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最为吸引人的话题，目前公认这段佳话发生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上海的途中。长久以来，对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上海的史实表述，一般都采用高一涵的说法。1963年，高一涵在《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发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对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叙述。

董保瑞在《文史精华》2011年第7期发文指出，关于这段历史，胡适在1958年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作的口述时，也有回忆。胡适回忆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上。胡适回忆说：当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请胡适去作学术讲演，但因为杜威正在北京讲演，胡适是杜威的翻译，无法分身，所以便转荐陈独秀前往。1920年1月陈独秀去武汉。讲演完毕，陈独秀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同车返京。陈独秀返京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胡适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不料警察来查他是否在京，并警告他：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离开北京，要向警察局报告。陈独秀认为警察还会来找麻烦，便跑到胡适家里。考虑到警察局知道陈、胡的关系，躲在胡家也不安全，陈独秀又跑到李大钊家里。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家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

通过比较，董保瑞认为，胡适的回忆比较贴近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高一涵所说有语焉不详之处。作者指出，高一涵的说法之所以经不起推敲，是因为他并非“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南下避难”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事实上，当李大钊送陈独秀南下避难时，高一涵正在日本东京访学，并不在北京，他描述的情况当来自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事后的介绍。相反，胡适是当事人，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均有明晰交代。

以上所举的新发现，仅为近年来关于李大钊生平史料新发现的一小部分。这些新发现说明，关于建党时期史料的发掘，还远没有人们认为的那样“山穷水尽”。只要努力挖掘，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以这些新发现助推创建史研究的新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不仅起到推动作用，更起到表率作用。

当然，现在来挖掘建党时期的相关资料，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将搜寻的眼光放得宽一点、远一点。当年早期组织的活动虽然处于秘密状态，但仍然会受到当局的特务甚至外国在华特务的监视，在当年的军警档案中，甚至国外驻华机构的档案中，就可能保存一些相关资料。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曾有一个名叫关谦的特务混入其中，在他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对1921年4月期间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几次会议，包括时间、地点、议程、决议内容等，都有详尽的汇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几乎同时受到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密探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侦探的监视，甚至直接导致了陈独秀、李启汉的被捕，在英国保存的档案中，在当年上海工部局警务日报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这些例子说明，对于建党时期相关资料的搜集一方面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要开辟多条路径。

三、创建史研究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关于建党时期相关史料的挖掘和史实研究，尚有一定余地的话，那么，对于建党时期人物思想的研究，则有巨大的空间。

建党时期人物思想研究，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究竟在哪里？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用来观察中国问题并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之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端之日。因此，研究建党时期人物的思想，研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当时中国社会有关问题的认识，对从本源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从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过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对于建党时期人物思想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仅从2011年对李大钊研究来看，在发表的110篇文章中，涉及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文章约占70%，内容涉及政党政治、历史、哲学、教育、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如此大量的文章和如此涉及广泛的内容，说明建党时期人物思想研究，仍然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兴趣所在，这个势头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非常有利的。

在诸多研究李大钊思想的文章中，关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最为吸引人的主题之一。谭春玲撰文认为，“李大钊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一直坚守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从此，他不仅结合中国实际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以卓越的理论建树和坚定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成为备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

对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李宁等人撰文提出，“李大钊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解释和宣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对于这个问题，邵南征撰文认为，因为李大钊具有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工作作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就是说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应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基本素质”，即他独特的“个人特质”。

至于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将这场论争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关于“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王会兰撰文指出，这种界定是由于受到某种既定认识而误导的结果。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王会兰提出：“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这个研究成果的可贵性在于，一方面在于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给予了重新界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突破了“某种既定认识而误导”，将认识和判断回归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从国内学术界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对建党时期人物思想的研究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后人的研究功底和理论素养对于理解这批早期共产党人思想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尚嫌欠缺，还是因为后人思想的受限性（长期以来受“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视野的狭窄性束缚了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因此，要填补这个巨大的空间，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和提高史学和各方面理论素养，一方面更需要培养自己敢于突破教条束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评价历史的理论勇气和胆识。

总之，经过多年努力，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有一些空白尚需填补。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对早期组织的研究，进一步认识早期组织研究的重要意义，解放思想，突破束缚，夯实功底，提高素养，在创建史研究方面花大功夫、下大气力，争取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以此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