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的一份密嘱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左二起：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变发生前的12 月9 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褫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此时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张授杨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蒋介石的密嘱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巳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转达了蒋介石的密嘱。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内容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 《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电文全文为：“（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蒋介石惯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如在1933 年，蒋介石要解除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大公报》即先后于1933年5月1日和5日发布相关任免消息。

蒋介石和《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特殊关系，张被称为蒋的“布衣宰相”。蒋每有重大举措，张多有参与。1936 年12 月4 日，蒋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要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5 日，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论调。”从6 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等高级将领，而张、杨未受邀，致使张、杨产生疑惧。

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及《大公报》驻西安分社的记者都有密切联系。张、杨获悉该报将发表蒋介石褫夺他们的兵权密嘱后，在此危急关头，二人紧急密商，决定12 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华清池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他们来到陕西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下榻的西京招待所将这些要员拘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此份密嘱就是当时拘禁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后，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得到的。

1932年12月9日，蒋介石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信。准备撤掉张学良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职，另任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

此前，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次日晨在临潼华清池捉蒋时对黎天才说：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介石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蒋被软禁后曾对张、杨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处置。”蒋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张、杨决心不再打内战，除了抗日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张学良说：“介公一斧两砍谁都明白。”

周恩来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为何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78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军事行动瞬息万变，难以捉摸。张、杨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誓雪国耻，虽然早有扣蒋的设想，但并未订出具体时间。扣蒋的设想风险巨大，非到生死抉择关头，焉能轻举妄动？而蒋的密嘱，也许是引发该事变的直接导火索。正如毛泽东1937 年3 月1 日在应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访谈中说到：“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