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日语曾经被定为“国语”。如此荒唐可鄙的事就在1935年上演。
从小学开始就得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日渐重视东北地区的日语教育，1935年1月首次提出要将日语作为伪满洲国的“国语”。随后这一想法被逐渐落实。而原来教育中的国语却被降格为“满语”，这里的满语并非满族语言，而是指中文。
当时，从小学开始，日语就被列为必修课。在社会上，日语培训机构林立，或强迫或利诱，当时的男女老少都得接受日语教育。
不少耄耋老人回忆起那个时候，都说最怕和最反感的课就是日语课。上日语课时，师生都不许说中国话。学生学习日语的方法就是背诵，每堂课老师都要用一半时间来检查背诵，如果背不出来轻则挨骂、罚站，重则拳打脚踢。
日语课占很长学时，从小学开始就得学，到了所谓的国民优级学校，日语课每周达到7学时，比“满语”多两学时。日本教师在教授日语课的同时，还教授物理、化学、数学等科目，不管学生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全用日语讲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为了弄清楚课程的内容，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到了大学阶段，所有的课程都用日语授课。
对于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日本殖民当局同样从语言入手进行奴化教育。许多工作都要求会说日语，那是个全民被迫学日语的年代。
学好才能找到好工作
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日语教育的政策，采用的是“一手持大棒，一手喂胡萝卜”的方法。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当时有日语“检定制度”，如果检定一个人的日语水平为合格，会按他的成绩确定等级，包括特等、一等、二等、三等4个等级。
在学校，学生们入学时就会被告知，毕业时若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迫使学生们必须努力学习日语。
对于日语学得好的人，当局会给予一定的奖励。从史料记载来看，“语学检定制度”是在1936年设置的，目的就是要激励更多的人进行语学检定。若检定合格，青年学生在毕业、就业方面都会得到优待。
根据老人回忆，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日语学得好的人才能找到好工作。
伪满各类机关中的公文都使用日文，机关实际负责人也都是日本人，而且用日语分派工作任务。
若听不懂日语，不会写日文，就难于应付工作。为了保住饭碗，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学习日语了。
“语学检定制度”出台后，对伪满官吏、会社职员、教师的考核，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日语水平。
伪满初期和中期，许多日语学校、日语讲习所随之产生，几乎充斥各地。
为普及日语，殖民当局大力资助各类日语学校。根据1938年的调查，奉天、辽阳、鞍山、营口、抚顺、新民等18个市县，有41所日语学校、日语讲习所，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正常学习外语的需求。
只为培养效忠的顺民
假设回到1941年，一个刚入学的孩子，首先学会的日语大概是向老师问安，以及“天照大神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这样的句子。因为殖民当局规定，学校日常用语必须使用日语。
有的老人至今都能将《回銮训民诏书》全文背诵出来，因为当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多次背诵这篇殖民地文书。
从一些口述历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朝会之后，全班学生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在学生们集体背诵时，日本教师会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
翻开当时的日语课本，会发现除了简单的会话和日常用语外，大量的章节在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这是在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使之产生崇日、亲日的感情；还有一些政治意图非常明显的课文，如《国务总理和鸽子》、《建国大典》、《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等，都是在灌输“日满不可分”的奴化思想，使孩子们成为效忠日本的亡国奴。看到这里，日语教科书的侵略、奴化本质尽显。此外，日伪当局还要求将一些教科书同时用日文和汉文对照排印，不放过任何一个推行日语教育的机会。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这样评价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 ”这一论断，简明精辟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妄图用武力征服中国人民，更要在精神文化方面同化和愚弄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顺民、奴隶。日语教育这一武器正是日本这种灭亡中国政策的最佳体现。在那场无硝烟的文化侵略中，日语教育给东北的老百姓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伪满时期，由于日语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当时东北出现畸形语言现象——人们说话常常是汉语中夹杂着日语。（记者 张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