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齐红深在个人博客上传了一篇新文章，文章的内容是三位日本学者为他的著作 《“满洲”口述历史——奴化教育的实施与抵抗》所写的推荐语。其中，日本国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宫胁弘幸这样写道：“本书记载着日本人不知道的教育现场的真实情况，包括使中国人悲痛不已、剥夺中国人民族性和民族自尊的 ‘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在内。 ”
在日本，像宫胁弘幸这样愿意直面历史的学者并不多。齐红深坦言，中国必须加大研究力度，加快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加紧对口述历史的采录，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日本右翼的不断挑衅时，以最有力的证据做出最有力的回击。
不能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
记者：根据您的了解，当下日本如何看待当年殖民地教育的性质？
齐红深：日本战败后，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日本保存的日本侵略时期的档案和其他文字资料，仅我所见到的就有200多卷。但是，日本方面严格地固守不把殖民地教育与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的原则，在日本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资料中，很少有反映教育与侵略战争关系、教育目的、方针性质以及对中国师生残酷镇压的内容。
记者：我们在采访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当下日本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仍在延续当年的思路。
齐红深：是的。日本不顾中国等受害国的反对，不断发起否认侵略罪行的鼓噪。日本曾经倾全国之力编印颂扬侵华“功绩”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满洲国史》等大部头著作，还出版了不少美化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回忆录，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怀念、惋惜的心情，甚至把侵华殖民地教育作为二战的“闪光点”。在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中，日本在侵略我国时制造的各种谬论、观点、理由甚至提法，仍然在以各种方式被沿袭着、坚持着。
记者：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完全无视历史真相。
齐红深：是的。即使是日本殖民当局书写的档案，只要它能够证明教育侵略的性质，有的日本学者也想推翻。他们说：“档案上记载的教育政策，只是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和设想，并不一定实施。即使日本殖民当局主观上想实施，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抵制，并没有造成后果。 ”
记者：面对如此谬论，您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齐红深：我忧虑的是，假如有一天，日本为侵略历史彻底翻案，说：“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日本在满洲兴办教育事业促进了教育近代化，培养了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说：“不对，你们推行奴化教育，是要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为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说：“你们有证据吗？ ”如果我们哑口无言，那恐怕不仅是民族的尴尬，更是历史的被动。
亲历者是最有力的历史证据
记者：目前，我国对于日本侵华教育罪行的揭露与研究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齐红深：长期以来，我国缺乏专门研究机构，研究力量分散、薄弱，难以与日本的研究力量、研究经费相比。因此，我国许多青年人即使知道一些日本侵华的罪行，也不知道奴化教育、皇民化教育，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以教育为武器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
记者：相关的档案、资料整理工作进行得如何呢？
齐红深：当时我们是被统治者，不可能留下系统的档案和文字资料。所以，我们保存下来的资料规模很小，而且还不曾像日本那样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所以，大量亲身经历过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人证，尤为重要。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
记者：所以，您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口述历史工作上了。
齐红深：是的。我们不仅要根据档案文献资料进行史实描述、开展理论研究，而且应当进行人证、物证的搜集保存工作，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现在，受过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小学生都已80岁了，当时的大学生和教师，在世的越来越少。如果还不赶紧搜集他们的口述历史，等他们百年之后，即使我们想做，也没有办法做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啊！因此，要只争朝夕进行抢救工作，要千方百计把正在流失的记忆物化下来，要以凝固的形式将民族口头文化遗产进行复制，加以传播。否则，造成的损失，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
记者：这项研究的推进相信也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齐红深：我相信，面对亲历者的证言，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会认识到日本在中国所推行的教育的本质。我把搜集和研究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当做使研究走向深入，达成中日学术研究共通化的一个桥梁。日本年轻学者大森直树也认为，对中国亲历者的调查访问，对于加深理解日本殖民地教育史是有意义的。
藤森节子 1932年生于铁岭，1947年返回日本。她应齐红深的请求，做了口述历史。图为她写给齐红深的书信，信中说：“《宪法》第九条‘放弃用武力威胁和行使武力来解决国际纷争’正在被改变，这个国家的将来很让我担心，我要为后代留下我的经历和思考。 ”（记者/王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