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程氏的墓碑刻着中华民国纪年。
几年时间里，齐红深整理出80座墓碑的资料，并写出一部近1.5万字的调查报告。
墓碑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及其生活时代历史文化信息的府库。“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对大连市区周边的荒山野岭进行抢救性普查，发现了日本殖民大连时期的普通百姓墓碑百余座。每一座墓碑都以无声的方式讲述着一段被奴役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的生命虽然终结在殖民地，但是，他们的墓碑却以不同的方式留存着家国记忆。
墓碑上 刻着殖民印记
5月6日，立夏，在大连市西岗区南石道街，我们沿着迎春路向莲花山的方向走，经过莲花山寺，不久便看到一条通往山上的蜿蜒小径。
选择从这条小径上山的人不多，因为必须要在一片墓碑群中穿行。
踏上小径，向山的深处走去。四周寂静，只有脚下的碎石不时发出声响。阳光透过树枝，斑斑驳驳地洒落在一座座墓碑上，它们或完整或残缺，或立或倒，有的仍可见亲人探访的痕迹，有的则似已被遗忘了数十年。
“我是2007年搬到大连住的，家就在附近。上山锻炼时偶然见到这些墓碑，发现碑文的内容很有历史价值。于是，便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历史学家齐红深走在最前面，手中拿着自己做的藤杖，一来可以借力，二来方便拨开遮蔽墓碑的杂草。
“过来看这座墓碑！ ”我们循着齐红深的声音看过去，一座花岗岩制的墓碑倒在一条小沟中，如果不留心，根本难以发现它的存在。
尽管时间久远，但碑文仍可辨认，生卒年分别写着“宣统元年”与“昭和二十年”。前者是清朝纪年，后者则是日本纪年，这一看似有些奇怪的纪年方式，却从独特的角度反映出那段被殖民的历史。
齐红深弯下身，用手拂去碑上的泥土，轻轻读出了墓主的故乡：“山东省莒县小官庄”。
活着时 分成三六九等
上山的路曲曲折折，有几处还颇为陡峭。齐红深说，一次他不小心滑倒，摔出了两三米远。就这样一次次扎进山里，几年时间下来，齐红深整理出80座墓碑的资料，并写出一部近1.5万字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选择从墓碑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奴化教育？齐红深说，墓主与立碑人、墓葬形制与碑体、碑文与纪年……这些都蕴含了社会、人口、经济、文化、国家认同等历史信息，它们可以有力地证明，日本对大连长达40年的残酷统治，不仅造成人口的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而且还通过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这是比武装杀戮、经济掠夺更阴险、更毒辣、危害更深的‘挖心’战”。
在几块碎石间，有座残损的墓碑，墓主是一位女性，27岁故去。 “她的原籍写的是江苏，死于‘康德五年’，这是伪满洲国纪年。碑上没有写日本纪年，这说明，她不是‘关东州’州民。 ”齐红深说。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生活的人被分为三六九等。一等人是日本人；二等人是朝鲜人；三等人是“关东州人”（旅大地区本地人）；从外地来到“关东州”的中国人是四等人，被称作“寄留民”。
“我们对80座墓碑资料进行统计后发现，标明去世时年龄和生卒年的有31人，其中23人死时不到50岁，20岁至30岁间的多达11人。”齐红深说，根据记载，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存在着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特征，墓碑研究得出的结果印证了这一点。
我是谁 泯灭民族意识
走了大约一小时的山路，我们找到十余座建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墓碑，其中使用伪满洲国纪年和日本纪年的占大多数，殖民地色彩浓厚。
齐红深用时间段划分的方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我们考察的80座坟墓：1905年至1914年间1座，1915年至1924年间2座，1925年至1934年间 10座，1935年至 1945年间 67座。使用中华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在日本统治的前30年和后10年中各为12个和13个，没有明显变化。而使用日本纪年和伪满洲国纪年的，在日本统治的前30年为1个，后10年则增加到54个。说明普通民众对日本占领和伪满洲国的认同程度有明显增加。 ”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据统计，暴露出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逐步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归属感的严重后果。
“从墓碑的纪年方式来看，与我们采录的亲历者口述历史所回忆的历史事实是一致的。在殖民地，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只可以说是‘关东州人’或‘满洲国人’。有时，警察故意问你是哪国人，如果说是中国人，就会挨打。一位老人曾对我说，日本投降时，很多青少年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当老师激动地高喊‘我们是中国人’时，他们很惊讶，不能理解。还问老师：‘不是说我们是皇民吗？怎么又变成中国人了？ ’”齐红深说。
忘不了 家和国的方向
日本对大连殖民40年，这是一个足以断根绝脉的时间长度。然而，家的根、国的脉，又怎能说断就断、说绝就绝。
一路走来，每一座墓碑上，不管碑文如何简陋，却都依照中国的墓碑传统，清楚标明了墓主的原籍。山东、江苏、湖南……这些地名与伪满洲国纪年或日本纪年一起出现时，像是在宣告：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根在哪里。
我们从原路返回时，被几棵缠绕而生的老树所吸引，同时还发现，老树下的荒草和枯叶中，半埋着一座墓碑。
墓碑的大半深嵌在土中，露出的部分刚刚可以看到墓主的名字：赵程氏。墓碑左侧刻着赵程氏的原籍：山东海邑。右侧的文字被树枝和泥土遮住了。齐红深蹲下身，用手杖拨了拨，赵程氏的卒年露了出来，既不是伪满洲国纪年，也非日本纪年，而是写着：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那一年，日本占领大连已经29年。我们无法知道这座墓碑制作时的情景，更不清楚赵程氏以及她的家人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只知道，一个生命终结在殖民地，但却没有在为生命定格的墓碑上留下任何殖民符号。这是一种无言的力量，使人莫名地感动。
下山时，偶尔会见到树枝上系着红色的布条，当微风吹过，飘起的布条像一抹红色的烟。齐红深说，大概是有人来扫墓时系上的。建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坟墓，许多已经无人探访了。它们杂乱地散落在山间，有的碑身与碑座分离，有的只剩下残碑一块。
“这些墓碑是历史的见证，但却没有一座博物馆愿意收集和保留这方面的资料。 ”当我们离开莲花山时，齐红深回头望了望，带着些许遗憾地说着。（记者 王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