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萱华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成为陪都的迁建区，国民政府各院、部、局多迁至于此，另有大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名流巨擘大批迁居于此。茅盾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北碚，茅盾曾亲自辅导、扶植了一个最活跃的青年文学团体———“突兀文艺社”。
突兀文艺社，成立于北碚兼善中学。1940年初，学校高二班一批进步学生，由中共地下党员刘德彬、唐廷璐、陈万堂、杨本泉、韩久馀、龚固礼等发起，成立一个文艺社，仿照鲁迅先生办《语丝》的办法翻字典，找出“突兀”二字。这两字有“突然崛起”之意，故此得名。杨本泉被公推为社长。
突兀文艺社成立伊始，便推出三个全校性的壁报：一是每月出版一次的《突兀文艺》，篇幅很大，专登长篇作品；二是十天出版一次的《突兀旬刊》，每期四开报纸大小一张，专登杂文、评论等短文；三是每天下午出版的《突兀晚报》，每期十六开大小一张，登载学校新闻、杂感、小诗等内容。
这些刊物一出刊，便在全校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突兀旬刊》，由于文章短小，经常开展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的讨论，颇受师生们的关注。
“永久社长”
在讨论“文言与白话”这个专题时，吸引了一位姓雷的老师。这位老师是提倡新文学的，很喜欢徐志摩的诗，在上课时还给同学们朗诵过徐志摩《猛虎集》中的作品。雷老师极力支持讨论这个问题，亲自写文章参与讨论。但他来稿中的观点是：“要写漂亮的白话文，必须具有深厚的文言文的功底；鲁迅白话文写得好，即得力于他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高。”
雷老师的来稿刊登后，《突兀旬刊》在下一期刊出了陈万堂以笔名写的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引用鲁迅的话批驳了雷老师的观点。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雷看后勃然大怒，认为有辱师道尊严，非要学校严厉处治不可。因雷当时正处于上升地位，学校将要提拔他为教导主任期间，校方只好照他的意思办。于是，训育主任把杨本泉叫去说：“是谁化名写的那篇侮辱雷老师的文章，你说出来，没你的事；要不然，你是社长，一切由你负责。”杨本泉回答：“按照我们刊物投稿规则，编辑有责任为投稿者保守秘密；稿件一经刊出，责任由刊物承担。我是突兀文艺社社长，也是《突兀旬刊》发行人，要我泄露应当保守的秘密，我办不到，要我负的责任，我绝不逃避。”
事情闹僵了。学校要开除杨本泉，又觉得罪名似难服众；不严处，雷老师那儿又不好交代。正迟疑间，学校很有影响的几位老师李彦廷、储师竹等出面说情，最后决定采取默退方式，让其转到别的学校就读。
于是，第二学期，杨本泉去嘉陵江对岸土沱参加求精中学的转学考试，考后回兼中搬行李，正巧遇上嘉陵江涨大水，好几天都过不了河，眼看误了去求精中学的报到日期。老师们一再求情，大概雷老师的气也消一些吧，校方改变了对杨本泉的处分，挂牌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以观后效”。
杨本泉坚持真理，为了保护同学不惜牺牲自己。这种精神很受文艺社同人的赞赏，突兀文艺社的社员开会，一致通过决议：任命杨本泉为突兀文艺社的“永久社长”。
从此，突兀文艺社在学校的影响更大，要求入社的人越来越多。最初只有10多个社员，随之逐步扩大，同学赵子信、刘洪奎、万冈、李廷华、席向、邝忠实、肖秧等参加进来，在学校内部，不但要出壁报、油印刊物、课余还分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小组，分别开展小组活动，讨论文学创作。
《什么是基本的》
突兀文艺社在茅盾先生的扶植下，并随着社员的毕业升学，逐渐发展成为跨校学生文艺团体。社员最多时达到百余人。活动范围也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刊物从壁报、油印报，发展到铅印报刊和正式出版丛书。茅盾先生称赞突兀文艺社，是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是很有希望的文学幼苗。他不仅为《突兀文艺》题写了刊头，为刊物修改作品，还专门为其写了一篇为《什么是基本的》文章，鼓励这些文学青年：
从事文艺写作的人，应当有冷静有头脑，热烈的心肠，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就这四项，是基本的，具备了这四项，然后所谓“向生活学习”也者，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有人强调生活经验之重要性，好像只要“有了生活”，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然而假使不先有了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知识，你会迷失在生活的茫茫孽海中，若干现象你将不能理解，若干现象你将认识错误，现象中的若干因与果你将茫然无知，结果，尽管你饱经忧患，尽管你做实际工作，或者，甚至干过三百六十行，可终于你是个糊涂虫。
然而“没有生活”也不行，这还不是说“你没生活”你的题材将感匮乏。这是说，倘“没有了生活”，则你虽有正确的思想，亦将僵化为公式与教条；虽有广博的知识，亦将流为空洞迂腐，结果，正确的思想，会做出错误的结论；而广博的知识，会在现时面前碰壁跌跤。
至于冷静的头脑和热烈的心肠，或者以为这要看“天赋”如何，非可求致。但我以为，“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天生的冷静头脑者恐未必有罢。而对于人民大众的热爱，当然不能和思想没有关系，尖锐的观察力，深入而条理的综合力、分析力、组织力，也不会和广博的知识没有关系的。
因此，对于青年朋友，我不大愿意公式地而又时髦地只捧出“向生活学习”，或“充实生活”之类的箴言，而宁愿献给他们两句老生常谈：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至于什么技巧上的修养，我倒以为尚属第二义。当然这不是谈不要技巧，不过必须记取的乃是：技巧的把握，实在不是怎么了不起的大事罢了。
以寿宴费作为征文奖金
突兀文艺社活跃于重庆文艺界，并逐步吸收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国立剧专、载英中学等多所大、中学的校园文艺社团参加，其活动持续近十年，并在茅盾等的指导与影响下，留下了一批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作品，成为抗战时期重庆颇具典型意义的校园文艺社团。
比如，突兀文艺社曾先后出版发行铅印刊物《突兀文艺》杂志四期，并先后正式出版《突兀文艺丛书》三册；文艺社编辑出版的民歌集《中国风》，其中搜集了不少秧歌舞曲，曾一版再版；杨本泉出版了诗集《早安呵，市街》；刘鸿奎以笔名徐邮出版短篇小说集《纯真的爱》，茅盾不仅审阅了原稿，还给这本书写了序文。
在序文中，茅盾指出：青年学生热爱文艺，注意观察社会，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并努力学习用自己的笔去反映学校、社会现实生活，表现自己的真实感受，是很好的事；这不但有益于学习，也有益于社会。
1945年，茅盾五十大寿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起为其祝寿。茅盾提出：他对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寿宴费作为奖金，举行一次征求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征文。因此《新华日报》举行了一次“茅盾文艺奖金征文”。突兀文艺社的社员踊跃参加了这次征文活动，社员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和杨本泉的《丰收》，均名列三名甲等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