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重建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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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就，学科理论建设的发展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回顾30余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发展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我们会发现其中是有着内在的学术发展理路的，其进步并非杂乱无章地盲目推进，而是理论更新的渐滋渐长。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何种突破，目前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也是对一代代党史学人不断努力的肯定和追记。

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党史学科理论的重建

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发展是以“文化大革命”后学科理论的重建为前提的，这种重建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较早可以追溯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0月，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号召研究党史；胡耀邦也于是年12月提出党校工作要重点研究党史，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此后，党史研究中的拨乱反正逐渐展开，“重评”史学的兴起以及对“四人帮”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批判，有效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进行，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也初现端倪。[1]而这几年中党史研究学科理论的重建实际是围绕对党史教研工作的探讨展开的，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关于编写党史正本的呼声日益强烈，如前述叶剑英的讲话中就指出：“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2]1978年以后，这种呼声就更多了。

其次，学科建设会议不断召开。1978年底杭州大学举办“中共党史教学和讲义编写座谈会”，全国8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29名党史工作者参会，探讨了党史教研工作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问题。1979年3月，中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围绕全国性的党史编写机构、党史专题和人物研究、党史资料的整理和开放、党史研究的理论和学术探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提交建议。

再次，相关理论问题的争鸣成为热点。胡华《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和岳平《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前者强调党史教学要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态度进行，如实地编写党史；探讨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目的、意义，将党史视为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学科，还历史本来面目；对领袖、干部、群众的关系，人物评价等党史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有涉及，尽管没有完全突破旧的著史体系的框架（党史分期问题最为明显），但许多论断都是较为客观、公允的。[3]后者对党史正本编写，党史教研的主要对象、内容，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等问题的论述都可圈可点。尤其是在否定旧有党史著史体系上，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搞党史要“以历史为线索，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的口号，“颠倒了主体与非主体的关系，把党领导的伟大斗争实践放到次要和陪衬的地位”，这种“突出个人作用，夸大路线斗争”的研究方式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肃清现代迷信的流毒，把党的活动放到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首位”；在研究态度上主张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强调“科学无禁区，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不应有禁区”，“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检验去解决”，“党史工作者也要解放思想，无所畏惧，发扬敢于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4]

党史工作者怀着巨大勇气所提出的这些理论性认识，突破了“文化大革命”中极端僵化的党史学科理论体系，力图把党史理论恢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水平，实际是对党史学科基础理论的重建。而这种理论重建与党史专业和党史科研机构的恢复、新建，党史讲义的重新编写，党史课程的重新开设等学科建设实践并行，共同推动了党史学科理论在80年代的巨大发展。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三大进步

1980年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春天到来了。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编审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先后成立，《党史研究》也创刊了，表明中共党史的专门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出版，宣告党史学科体系的恢复。[5]围绕党史撰述体系的争鸣也开始了，如马齐彬对党史研究任务、对象、原则的全面阐述[6]，廖盖隆对党史分期的新论述[7]，都体现了党史学界在旧的党史撰述体系基础上的创新。张静如先生也于此时起意要搞一部中共党史学史。[8]伴随着对党史学科理论的重建，新的问题又在党史工作者的头脑中萦绕，将来的党史学科应当如何建设？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教训？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探索，党史研究学科理论最终实现三个方面的进步：

（一）党史编撰中创造出新的著史体系

在旧的著史体系的弊病已经显露的情况下，中共党史学界开始了对新的著史体系的探索。首先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与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总体“立得住”，因此对后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其后，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1983年）在体裁上创造性地采用“纪事本末体”撰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打破了此前党史撰述中的编年史体裁。而郑德荣、郭彬蔚主编的《中共党史教程》（1989年）则在党史分期、史料取舍、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对传统纲目和教材体系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因而其编撰体例是富有新意的。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在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共党史上许多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实事求是地提出许多新观点和论断，作为官方党史撰述的正本，在党史研究的史识上独具慧眼。沙健孙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通史》（1996—2000年陆续出版）作为党史研究的第一部以“中国共产党通史”命名的著作，以5卷304万字的篇幅贯通党史的方方面面，“向读者提供一部内容比较翔实的党史著作”，史料的丰富是该著的重要特色。

以上这些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较早的富有代表性的党史编撰成果，也是党史工作者不断创新党史著史体系的结晶。此后，新的编撰形式不断出现，成果众多，兹举两例。谷安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2006年），运用了近些年出版界流行的讲谈录形式编排党史，写教材而富于通俗性，简明轻松，令人易读；于幼军的《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2011年），如其简介所言，“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作史书而富于文学性，新颖生动，令人喜读。以上所举固然不能代表党史著史体系上的所有进步，但在体裁上的创新却是有目共睹的。总之，这些著作以丰富多彩的体裁、体例形式，或者从整体，或者从局部叙述了中共历史进程。它们的出版，创新了中共党史的著史体系，表明党史撰述中新的理论和实践正不断得到深化。

（二）党史学科基础理论的系统构建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几年中，党史学科理论进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一是在党史学科理论得到重建后，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对这些理论的运用上，所以有关党史教学问题的探讨成为这个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二是对新的理论体系构建处于探索当中。到了1985年，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中共党史课程一律改为中国革命史，仅有各级党校和部分学校保留该课程。中共党史政治理论色彩的减轻，推进了党史学界关于学科理论问题的争鸣，《党史研究》编辑部于1986年召开了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讨论会，此后相关的学术会议持续不断。体现在学术成果上，1985年和1986年，系子和马齐彬分别发文探讨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强调它既是历史学科，也是理论学科。[9]作为回应，周振刚、张静如、王朝美等在1987年纷纷撰文指出，中共党史应当是历史学科。[10]在这种热烈的学术争鸣中，对中共党史学科特点、价值功能、研究任务、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历史分期，党史学体系构成、理论、方法等问题的探讨逐渐展开，成果众多。[11]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仲清的《中共党史学概论》（1991年），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对以上所提到的中共党史宏观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下编就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论述，涉及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史料、人物年谱和传记的编写、史学批评、地方史研究、史学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这部吸收了众多成果的开创之作，是新的中共党史学体系构建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系统的党史学科理论的建立。此后，党史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在党史史料学、文献学、史学史、史学批评等领域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进入90年代，关于中共党史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与80年代后期相比尽管稍显冷清，但也此起彼伏，并未完全沉寂，如在党史分期问题上，就有相当多的讨论。[12]到90年代末，更有像曹军的《中共党史学研究》（1999年）、卢耸岗的《党史研究概论》（2000年）等著作出现。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探讨仍在持续，有关党史研究的指导理论、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功能、特性、史料、研究内容和对象等问题皆有探讨，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受到格外关注，较典型的如《党史理论纵横谈》（2001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学勤的《中共党史学概论》（2012年），该书在总结和吸收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除了论述党史学基本理论之外，在历史观、新史学方法、史料和论著编撰等问题上均有新创，可谓中共党史学科理论建设取得新成就的重要体现。正是由于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创新并夯实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使得其学科基础理论不断走向完善和系统化。

（三）党史学术史意识的生成与发展

中共党史学科理论新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党史学术史意识的生成。这种意识最早是通过对国外党史研究动态的考察体现出来的。1981年张注洪撰写《关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献史料及其利用》一文，描述了当时研究者的心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提倡扎扎实实的学风的可喜形势下，利用国外资料也正日益引起较多研究者的重视。国外研究党史、革命史的动态如何，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史料，以及如何对待和利用这些史料，就成为党史、革命史研究者以至学习爱好者关注的问题。”除了指出国外有哪些史料值得参考外，文章还就为什么必须了解国外研究动态和有关文献史料，以及怎样利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13]同年，屈孟雄的《当前国内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情况》也就此进行了介绍。[14]胡华、林代昭于1982年发表的《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对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特点、错误倾向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探讨了如何认识的问题。[15]此后，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便时常受到人们的关注。[16]

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察视野也开始转向国内，开始注意对国内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历程的梳理。较早的文章有1985年陶柏康的《毛泽东同志对党史研究的贡献》，认为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指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研究起点。[17]而周朝民也于次年开始撰文探讨蔡和森的中共党史研究和贡献，指出作为党史研究开创者，蔡和森“开科学的中共党史研究之先河”。[18]此后，关于改革开放以前党史研究的考察日渐成风，尤其是在1987年以后，端赖于张静如等学人的大力推进，此前对党史研究历程的零星考察转变为有系统、有目的的中共党史学史研究。尽管党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呼声早就存在了，但真正开展则是在1987年，张静如指导其学生王京生撰写《中共党史学史概说》及《党史学初建状况研究》[19]，对党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对象、分期等问题做了尝试性界定。接着，唐曼珍也于次年发表《党史学成型期状况研究》[20]。这三篇论文被视为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开端。[21]而更具份量的则是1990年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的出版。该书接续了王京生的工作，将党史学发展划分为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复兴五期，并对每期有关党史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学术著作、史学理论以及著述者对党史学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细致的评介。因为富于开创性，该书因此也被视为史学史研究规范初步确立的标志。[22]

进入90年代，对中共党史学术史进行梳理的成果更为众多，周一平是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代表，其总论方面的著作有《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1991年）、与翟作君等合作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1993年）；人物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1991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1993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1996年）。而相关论文之多更是难以一一列举。此外，唐曼珍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1993年）、王子今的《毛泽东与中国史学》（1993年）、李文林主编的《毛泽东研究著作提要》（1993年）、叶卫平的《西方“毛泽东学”研究》（1993年）、侯且岸的《毛泽东研究史论》（1995年）、邹兆辰的《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1995年），等等，都是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史成果。而有关邓小平、张闻天、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的党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但不论怎样，这种由总论式研究向人物式研究的转变说明，在党史学术史研究得到深化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前党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即将告一段落。这样，到90年代末，人们开始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回顾。[23]1998年，时值改革开放20年，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历程的文章集中出现[24]，肯定了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史料整理、史学学科建设上的长足进步。此后的1999年到2001年，回顾性的文章不断出现，持续了两三年的热度。如1999年杨奎松撰写的《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对1949年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趋势、特点进行了分析，试图通过对基本史实研究中成就与不足的考察，反映“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25]周一平和王庭科则注重从党史学科理论和研究模式转换等角度考察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前者试图撰文说明50年中共党史研究虽经历了曲折坎坷，却终于走上了阳光大道；后者撰文则要阐明党史研究在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后，走上科学轨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6]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党史研究中的学术史意识发展得更为成熟了，存在以下几种取向：1.要求以“学术”为标尺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考察。如郭若平对党史研究中学术史分析和新方法引入的吁求，吴志军对新时期以来党史研究学术化历程的梳理，都是这种呼声的代表。2.要求在传统的党史史学史路径上寻求深化、创新。以周一平对党史史学史和党史学批评的持续主张，于文善对党史史学史的再考察为典型趋向。尤其是周一平在2001年推出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试图从研究实践上贯彻自己1991年提出的建设“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主张，这无疑是党史学术史研究的力作。3.研究对象上，从对党的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张闻天、蔡和森等）党史思想的研究逐步转向对党史专家（如陈伯达、何干之、胡乔木、胡绳、胡华、龚育之、张静如、郭德宏等）党史思想的研究，这从近30余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中即可看出。4.党史研究述评从每逢十年开展一次的纪念性学术史回顾发展到每年皆有的研究述评，如刘晶芳、曹普、刘振清、沈传亮等从2001年起每年不断的党史研究述评，陈鹤、翟亚柳、乔军等从2007年起每年不断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皆是如此。5.在数量上，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统计，从1980年迄今，以2001年为界，在前后两个时期所发表的与中共党史相关的论文数量存在巨大差异，2001年以后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明显增多了。[27]

三、学术反思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化

中共党史研究中著史体系的创新、学科基础理论的系统构建、学术史意识的生成与发展，表明中共党史学科理论在新时期以后取得了重大发展，学术体系的构建更加完善和精准了。这种趋势的出现在根本上是由于学术大环境的改变造成的，而直接的学理原因则是党史研究学术反思的加强，以及党史研究史学化趋势的出现。

中共党史作为影射史学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最早进行拨乱反正的史学领域之一，配合解放思想潮流，中共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得以重建，学术反思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进行，由此推动了学科理论走向成熟。在原有的党史学科基础理论中，对研究对象、方法、分期等问题的认识已陈旧不堪，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何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人们越反思，越会发现原有体系的不足，并致力于新理论的求索。分期问题是较早取得反思成就的领域之一，廖盖隆在1980年便主张将60年党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两大段，并将党的成立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独立成章，对不同时期的断限提出了调整意见。[28]这种党史分期法明显异于原有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四段分期法，丰富了人们的研究视角，代表了人们对党史学科理论的新思考。

当理论反思不再满足于更新一隅，而着意于构建新的党史学体系之时，纵向的学术史与横向的学科概论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早在1980年张静如先生才会构思党史学史，而1983年在广州拟定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时，党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党史学史才会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一旦认识到党史研究处于滞后状态，人们就倾向于从其他领域借法，于是，系统科学的、比较的、社会心理的、科学假说的、实证的等等新理论、新方法充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党史史坛，而心理史学、社会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的呼声则成为21世纪党史研究方法的新期待。[29]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共党史学概论就是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反省、反思的理论产物。”[30]这里的概论既包括党史编纂理论，也包括学科基础理论，还包括党史学术史，它们的发展得益于党史工作者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不断省思，而这种省思则夯实了党史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础。

当着中共党史从过度政治化的思想理论教育课程中剥离，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得到彰显，把党史研究当做历史研究来看待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因之出现，而学科理论则在这种趋势中得到发展。无论是1985年以后的党史学属于历史学科还是政治理论学科的争论，或是今天人们对党史学术史、党史史学史、党史史学批评的吁求，党史研究往史学化的方向每走一步，学科理论的发展就跟进一步。90年代以后，“由于中共党史不属于政治理论，而属于历史学的大局已定，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大量接触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因此不少论著的写法明显地减少了许多武断的定论，而多了几分依据史实的分析。”[31]党史研究的进步反映着党史学科的史学化，党史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通过1991年和2012年两部《中共党史学概论》的比较即可发现，王著《中共党史学概论》上编将中共党史研究的性质、特点、对象、内容与“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列论述，并将中共党史学理论分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两大部分予以阐述，下编论述了多个关联不大的主题，这种体例吸收了当时学科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是在中共党史刚刚被纳入历史学领域后，学者们努力将原有党史学科体系与时兴的历史学发展潮流进行整合的尝试，而其中整合的痕迹还较明显。宋著《中共党史学概论》则将学科性质、特点等统统纳入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之中，再依次谈史观、史法、史料、史著编撰等问题，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又探讨新史学方法的应用，层次清晰。这是历史学意识在党史研究中不断深化的结果，这种体例的编排说明了中共党史研究者已能较自然地将党史研究当做历史研究来看待，也体现了研究者在吸收、消化国内史学理论发展成果并将其运用于党史学体系构建的同时，还在积极探索国外兴起的新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以上两本党史学科概论性著作所体现的差异恰恰反映了党史研究中历史学特征在不断增强。

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固然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史学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对该趋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世纪80年代末，正当国内史学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党史学界非常重视吸收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如1987年6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的召开，就特请史学理论专家蒋大椿介绍国内史学理论的研究状况，而蒋先生作为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积极支持者，恰是社科院近代史所史学概论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家黎澍先生。同样，张静如先生在北师大也多少受过史学理论思潮兴起的影响，他在编辑出版《中共党史学史》时还征询过历史系史学理论方面相关研究专家的意见。周一平先生则师从华东师大吴泽先生，也是史学史专业毕业生。此外，侯且岸为张静如先生学生，邹兆辰则师出北师大，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史学史研究的熏陶。至于党史理论研究的新辈学人，许多都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习或研究的相关背景。

这种情况的出现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发展。如侯且岸1988年发表的《略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党校教学》1988年第1期）一文就是典型例证，而王仲清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开篇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的导论，书中所探讨的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共党史学科中研究的具体运用，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和社会功能，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对象和主要内容，研究中共党史的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32]事实上，全书的布局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再如，拿1990年的《中共党史学史》与2001年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相比较，从书名上即可看出史学史研究思潮所产生的影响；内容上，前者更多的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总结，后者则侧重对中共党史撰述中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史学成就、史学方法等的考察，体现了标准的史学史研究模式。

党史研究史学化的趋势本质上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无论是党史研究中所主张的学科独立，还是学术史意识的萌生，都是党史研究要求脱离政治羁绊而转向正常学术研究的诉求的外在表现。而在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史学化进程的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吁求也从潜藏层面转为公开主张。无论效果如何，这都将是推动党史学科理论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助力。

[1]吴志军：《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2]《叶剑英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3]胡华：《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

[4]岳平：《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

[5][8]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序言。

[6]马齐彬：《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28]廖盖隆：《关于党史研究和教学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80年第7期。

[9]系子：《党史工作者要深入实际，研究现状》，《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马齐彬：《中共党史是党员干部必修的一门学科》，《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0]周振刚：《中共党史是理论学科吗？——关于中共党史性质的商榷》，《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的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

[11]田酉如：《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于文善：《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

[12]梅长冬、柳磊：《中共党史分期新探》，《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秦陇晟：《中共党史分期新论》，《甘肃理论学刊》1995年第5期；《中共党史如何分期》，《求实》1995年第4期。魏喜龙：《关于中共党史历史阶段划分的思考》，《学习论坛》1996年第3期。张志荣：《中共党史分期之我见》，《上饶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陈述：《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试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理论前沿》1999年第19期。

[13]张注洪：《关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献史料及其利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4]屈孟雄：《当前国内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情况》，《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纪念建党六十周年专刊。

[15]胡华、林代昭：《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6]据笔者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除1983年、1988年外，每年都发表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介绍或评述性文章。

[17]陶柏康：《毛泽东同志对党史研究的贡献》，《上海党校学报》1985年第1期。

[18]周朝民：《论蔡和森的中共党史研究和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3期。

[19]王京生：《中共党史学史概说》，《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党史学初建状况研究》，《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20]唐曼珍：《党史学成型期状况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1]费迅、李子白：《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史学史暨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

[22]吴志军：《新时期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的历时性评述》，《北京党史》2013年第5期。

[23]在此之前，对1978年以后党史研究的回顾还是有的，但出于纪念性的原因，主要集中在1988年、1989年间，到了90年代后便又沉寂了。

[24]《中共党史研究二十年的发展》，《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陈述：《真理标准讨论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2期。于文善：《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广西党史》1998年第6期。

[25][31]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6]周一平：《建国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增刊。王庭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的新发展》，《四川党史》1999年第4期。

[27]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5月1日，除去纪念年份论文数量会剧增外，篇名中包含“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共党史”的文章数量，1980—1990年平均每年10-20篇左右，1991—2000年平均每年20-30篇左右，2001—2010年平均每年30-60篇左右，2011—2013年平均每年80-100篇左右。

[29]王仲清：《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于文善：《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宋学勤：《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30]宋学勤：《中共党史学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32]王仲清：《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