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张成渝
坐在我面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军人叫孙加夫，老人没有叱咤战争风云和指挥千军万马的传奇故事，但却是一位经历过战火硝烟洗礼的新四军老战士。老人已有87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面对我的采访侃侃而谈，对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岁月依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孙老和我是两代军人，军人与军人之间有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参军的时间与地点成为我们的开场白，孙老70余年的风雨经历慢慢展开……
抗日青年除奸记
1927年3月，我出生于山东观城县（今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观城镇）。离观城镇5公里，有一处野猪林，那里曾是《水浒传》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地方。我的家乡也一直秉承豪侠义胆、除暴安良的优良传统。
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实农民，但对文化却有着同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的共同理解。他心里很明白识文断字才不会被人愚弄，还可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父母每天辛苦劳作，终于让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高小。
1941年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入了观城县。我们一家人只好逃到河南濮阳的胡庄集一带，靠着父亲打短工和做包子、馒头生意勉强度日，母亲和大妹妹则在地主婆和国民党军官太太家里当保姆和丫鬟。
1944年春天，听说家乡解放，共产党八路军在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带着一家人返回家乡。同年7月，我参加了县里的抗日组织，一个是“农民抗日救国会”，一个是“农民抗日青年会”，并担任了武装班班长，后升为排长。武装班（后来发展成排）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区武工队抓捕和看押汉奸、恶霸，也维护镇里的社会治安。
不久后，一个叫李朝彦的汉奸向日本人告密，抓住了我八路军的一名优秀侦察员，他叫孙义信。
孙义信被日本人抓住后，经受住了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誓死也没暴露鲁西党组织与八路军的驻地情况。日本人恼羞成怒，把他押到仙庄集日本碉堡旁的一个坟地里残酷杀害。几天后，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孙义信的亲属在武工队和武装班的帮助下，抢回了孙义信的尸体，对他进行了安葬。
为了给孙义信报仇，武工队决定除奸，安排我们先摸清汉奸李朝彦的活动路线和落脚地点。李朝彦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家伙，自从当了汉奸后行踪更加诡秘。武装班的队员便分成好几拨人，分别在他经常落脚的地点守候。
一天半夜，李朝彦骑着自行车来到公路旁的一个落脚点，被埋伏在附近的武工队和武装班队员一拥而上围住。李朝彦见势不妙，准备骑车逃跑，被武工队、武装班队员当场击毙。
怀揣密码征南北
1945年8月1日，我带着武装排的3名民兵加入了观城县基干大队。由于具有高小的文化基础，我被分配到二连任文书一职。
两个月后，经文化干事李学全的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入党仪式是在一个破庙里举行的。
1946年初，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发展需要，挑选了一批工农出身，对党忠诚，且有一定文化底子的战士，参加机要培训，我幸运地成为了其中一员。3个月的学习训练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军区机要科任见习机要员。
从那以后，无论吃饭睡觉，还是行军打仗，我都把密码本揣在怀里，从不离身。这一揣就是10年，南征北战，转战行程数千公里。
1945年8月20日，由国民党新编第56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魏凤楼，率该部3000余人在河南淮阳柳林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魏凤楼任纵队司令员。1946年1月6日，国民党军第新编55师副师长、中共地下党员王继贤，率该部4000余人在河南商丘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王继贤任纵队副司令员。
后来以豫东纵队为主体，改编为豫皖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设立机要股，由红军干部刘文章任股长。在这期间，我被单独派往独立一团开展机要工作。
在独立一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天与敌人周旋帷幄，我们不得不以夜行晓宿的方式往返于黄泛区。当时的黄泛区洪灾泛滥，老百姓吃穿无望，部队也没处筹集粮食，只好吃些薯类和带糠的窝窝头。我带去的铅印密码本已用得十分破旧，电文稿也所剩无几，又不能得到军区的及时补充。于是，我自己动手制作了新的密码本和电稿纸，及时满足了战时的通讯联络需要，还受到了军区司令部的肯定和表扬。
1948年6月，淮海战役拉开序幕。我所在的豫皖苏军区二分区机关和部队全部投入参加了淮海战役。我二分区第1、第3独立团随同大部队作战，分区机关则担负战勤工作。我们机要员和报务员白天要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译发电报，遇上敌机持续猛烈的轰炸扫射，我们就从地面上转移到洞子里发报译电，保证了战况的上呈下达和作战意图的实施。
在淮海战役中，我豫皖苏军区的4、6、7、8分区的武装部队，奉命配合中原野战军1纵20旅（后改编为18军52师）打阻击战。我军阻击的对手就是国民党军的王牌主力部队12兵团，即配备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在此之前，国民党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在碾庄，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火速向宿县疾进增援黄百涛兵团。
打阻击只是为了斩断“黄黄”两个兵团的“联手”，分割围歼国民党第7兵团和第12兵团，这才是我军的真实意图。
我军区独立旅参加了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歼敌4000多人。此仗打得非常激烈，我30团5连，连续伤亡5个连长。35团4连有100人参战，其中76人伤亡，3个排长全部阵亡。在全歼黄维兵团战斗中，我军俘获了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1949年2月，我豫皖苏军区部队奉命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陈明义。中野1纵队20旅改编为52师，师长吴忠，政委刘振国。军区独立旅编为53师，从各分区抽调三个主力团编为54师。
18军成立后，即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总预备队。于1949年4月23日、24日在安徽省安庆市以东的枞阳镇附近3个渡口，按照52师、53师、军直属队和54师的顺序突击渡过长江，先后抵达殷家汇一线。然后全军取道祁门、休宁，与二野四兵团和四野一部参加了湘赣战役，全歼国民党保安部队第3、第5旅4000余人，俘虏国民党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义纯。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横渡长江时，我和其他机要员怀揣密码本坐着木船，与荷枪实弹的部队一起登陆长江彼岸。上岸时没有跳板，我们就下船涉水而行。由于当时军情紧急，报务员和译电机要员必须利用部队休息时间，与上级展开联络。报务员忙着收发报，我忙着翻译电文。没有桌凳，就用背包代替。
1949年5月渡江战役结束后，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机要科任机要员。同年12月，我调到18军52师机要股任股长。
挥师北上战四川
1949年12月10日，我18军攻贵阳，占遵义，过娄山关，抵达四川南部重镇宜宾，在那里接受了国民党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的率部起义。就在我18军接受郭汝瑰率部起义后的第5天，也就是12月15日，我所在的52师154团、155团和53师的158团奉命沿岷江右岸追击国民党宋希濂部。
在追击敌人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用火力封锁了沿江的山头和仅有的一条小路。我和报务员也拿着手枪，上满子弹，随部队匍匐前进。敌人的子弹“嗖嗖”地飞过我们头顶，很多子弹打在身旁的土坎上，发出“砰砰”的声响。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追击部队就歼灭宋希濂部4000多人。
155团团长兼政委阴法唐，时年27岁，是我18军的一名骁勇战将。阴法唐带着800人的一个团，追得宋希濂屁滚尿流。仅用了3天3夜，就把宋希濂从川南追到了峨边县大渡河边的沙坪渡口。
宋希濂以为只要渡过脚下的大渡河，进入峨眉后沿乐西公路（乐山—西昌公路）西逃，便可以绝处逢生。然而让他没料到的是，我第16军47师139团在第48师的协同下已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青衣江，于12月7日攻占峨眉，第48师、46师也都顺利进抵夹江。不久，16军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情报上说，宋希濂的亲信——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补给司令罗文山，已带了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美式大卡车从成都逃出，即将抵达北边峨眉县的龙池。
于是，第139团团长徐仲禹立即指挥部队，一口气急行百余公里追至离大渡河不远的龙池、新场清水桥，迫使从成都逃出来的罗文山部起义。当他们从罗文山嘴里得知宋希濂将抵达沙坪渡口与他汇合西逃时，139团决定立即从北边向沙坪渡口快速移动，于12月19日上午10时赶到了渡口北岸的山头上。
与此同时，第18军52师155团，在阴法唐的指挥下，也从南边追了上来。他们透过江边还没有消散的白雾，从山头上往下看，只见山脚下的河边渡口以及河谷里的沙滩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等待过渡的国民党军队。河边只有两只渡船，一只每次可渡七八十人，但水流湍急，来回缓慢。
攻抵北岸的第16军47师139团，首先用几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网向下扫射，封锁渡口，让已渡过河的敌人无法爬上山来。南岸山头的第18军155团听见枪声，通过司号员吹奏的军号辨认出对岸山头是自己人，也吹起冲锋号组织部队向还停留在南边沙滩上的敌人发起攻击。渡河的敌人在我军南北夹击下顿时大乱，进退两难，只能沿着河滩呼天喊地地乱窜。
刚过到北岸的宋希谦慌忙带着他的警卫排往东跑，没跑出多远，就被第16军139团的1营和2营5连堵在一条沟里，当了俘虏。我在现场亲眼看到狼狈不堪的宋希濂被押往我155团团部的情景。
此次追歼战，创造了我军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歼灭宋希濂一万多部队的神话。
随后，我18军所有部队又参加了成都战役。
1949年12月24日晚，国民党胡宗南部的第5兵团向西突围。我18军52师奉命向浦江、新津运动，与我53师在成都东南的三叉坝合围歼灭了该兵团254师，俘虏师长以下2000余人。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
我18军从初建到成都战役的结束，由河南的鹿邑、沈丘出发，转战豫、皖、浙、赣、鄂、湘、黔、滇、川9省，行程4000多公里，经历了大小战斗74次，毙伤俘敌1.7万人。
风卷战旗进西藏
1950年1月7日，我18军奉命进军西藏。为了扫清进藏行动的障碍，西南军区刘邓首长指示我18军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剿匪，尔后才开始进藏。
于是我52师进入洪雅、丹棱，53师进入名山、雅安，54师进入邛崃、大邑地区，对四川这一片地区的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共计歼灭土匪9808人，俘虏国民党“川康反共救国军”第5路军正、副司令，第3路军副司令等匪首，缴获各种火炮29门，枪支1.2万支。
在圆满完成了川西北剿匪任务后，我18军成立了进藏前方指挥部，由王其梅任司令员和政委，52师在前方指挥部的领导下到达甘孜。我也随之调到前方指挥部机要科二股任股长。
在甘孜期间，我52师部队的给养供应出现了很大困难，干部和战士们随身携带的大米、代食粉和酒精固体燃料几乎告罄。由于刚修筑的通往内地的公路基础很差，经常塌方，严重阻碍着粮食等物资的运输。仅靠空军空投的一点物资补给，远远不能满足52师近万官兵的需要。
有一段时间，我们就靠打麻雀，挖地老鼠，下河捕鱼，捡牛粪当柴烧，自力更生地度过了生活难关。
18军前方指挥部和52师的进藏起点是从甘孜开始的，但是从甘孜起，就没有公路直通西藏了，一切物资和弹药都是靠人背马驮。
关于西藏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强调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然而，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分裂分子所掌控的西藏政府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妄图凭借藏区高原的天然屏障和英式装备的军事力量来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破坏国家的统一。在我们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无效之后，为了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我18军制定了昌都战役方案，并报经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军区的批准同意。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拉开了序幕。我18军52师担任昌都战役的主攻任务，52师155团和156团从邓柯渡过金沙江，由东北向西南经扎曲河两岸直取昌都。
左路由18军侦察营、工兵营和54师炮兵连，从德格到岗托渡江逼近昌都。
我52师154团、师骑兵连、师炮兵连与千里之外赶来的青海骑兵支队汇合后，穿插于藏军腹背，顺利完成了千里大迂回，包围昌都切断了藏军西逃的战略实施。
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在昌都战役这场特殊的军事斗争中，我军消灭了藏军主力，为和平解放西藏扫除了障碍，也赢得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达到了以打促和的目的。
1951年7月，我18军组建了进藏先遣支队，先遣支队仍然由王其梅司令员挂帅。先遣支队设有机要股，我任股长，机要员是阮执中同志，还有少量的机关干部和一个警卫连。
7月25日，我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在阿沛?阿旺晋美的引导下，一边与西藏政府联系，一边向拉萨前进。为防止不测，我52师154团副团长顾草萍同志率领3营8连，在我先遣支队后面一路保驾护航。
我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的行进中，历经千辛万苦，除已翻过的二郎山和雀儿山外，还翻爬过了折多山、甲皮拉山、达马拉山、门达拉山等十几座大雪山，趟过了不少的冰川河流，走过泥泞不堪的沼泽草地，我们还经过了无人居住的“穷八站”（即以一天路程为一站的意思）。越往前走，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困难。气候更是变化无常，往往山下烈日暴晒，山上却冰雪交加，有时还会突遇一阵鸡蛋大小的冰雹迎头而来。弯弯曲曲的小路，多被冰雪覆盖，难以看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10月26日，我18军军机关和52师的154团、155团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进入拉萨，两万多藏民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1952年1月1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西藏军区。那年我在西藏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二股任股长，进藏后第一个冬季也随之到来。
军区机关部队没有过冬的棉衣穿，我们就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染布匹、梳羊毛、缝制棉衣；没有蔬菜吃，我们就动手开荒种地，先后建起了“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由于高原日照时间长，肥料充足，新开垦的土地也很肥沃，长出了很大的冬瓜、萝卜、洋葱，还曾经送到重庆和北京进行展览。
西藏军区成立后，原18军主力团之一的154团奉命驻守在西藏边防的最南端的亚东地区。为了能到基层部队经受锻炼和考验，我向上级领导主动要求调到154团工作，任该团机要股长。
西藏的亚东地区，只有几个建在山坡上的村庄，在这里的生活异常艰苦。由于长期食用陈旧大米、干菜、咸肉，没有新鲜蔬菜，战士们的营养非常缺乏，很多同志都患了脚气病，身体浮肿，嘴唇干裂，指甲下陷，面部脱皮。有的战友因此而牺牲，从此长眠在西藏边陲的边防线上。
针对西藏高原边防部队出现的这种问题，党中央也极为重视和关心，很快给我们派来了专业人员。在药品需求量大且运输困难的情况下，专业人员指导部队采取培育服用麦芽水的办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
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越能显示出我们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我154团即使守在冰天雪地的雪域高原边防线上，依然斗志昂扬。最使我难忘的是部队的歌声，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上，我们的军歌仍然嘹亮，气势磅礴。
军备战线尽朝晖
1954年8月，我奉命从亚东到南京机要学校学习，后又转往长春机要学校学习。在两个机要学校的学习任务是：复习初中文化和掌握有关专业科技知识，向军队正规化进军。由于我在机要学校学习刻苦努力，在结业考试中五门功课全是满分，被评为全校优等生。1956年从机要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成都军区，然后被任命为四川省茂县军分区机要科长。由于成都军区军事法院要抽调部分干部协助复查案件，于是又把我留在成都军区军事法院工作。从1956年一直干到1958年。从此，我告别战斗了10年的机要工作。
1958年，我由成都军区军事法院调往重庆军分区代管的352军械仓库，任组织计划科科长。我与军事装备开始了不解之缘。
1959年9月，我再次进入军事院校学习。我们这批学员，先被送到军械学校去学完地方高中课程，尔后再转入北京通县军械学校干部进修班，学习高等教育的专业基础课程，包括高等数学、电子学、理论力学等，后期还学习了自动控制信息化专业所规定的课程，获得大专文凭。在长达3年的系统学习中，我掌握了不少新的科学知识，为今后的军事装备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9月，我从军械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被任命为第315军械仓库二科科长。1964年，我调到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军械处，任储备供应科科长。1966年3月升任军械处副处长，副师级，处党委常委。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和很多老同志一样受到过冲击，也曾被围攻、批斗和抄家，甚至还被降职。但是我并不消极，也没有丧失革命信念。
1972年4月，我调任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业务部副部长，负责部队与仓库的军械工作。至此，才算恢复了我的职务待遇。
1978年11月，成都军区成立装备订货办事处。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党委常委。第二年，该处更名为“成都军区后勤部军事代表办事处”，我仍任原职，分管武器、仪器、车辆、油料等方面业务，以及技术、审价和成本核算的工作。
在军事代表处的日子里，是我的军事装备生涯中最难忘的日子。当时成都军区后勤部只在重庆的八一保育院，划给了我们处3间简易平房和部分空地，这就是军事代表处的全部家当。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我们提出了“事在人为，贵在实干”的指导思想。多方筹集经费，精打细算，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在2年里就建成了办公楼、食堂、招待所和家属楼。在设备硬件上，我们添置了工作用车和生活用车，在通讯设备上，我们还增加了电传和微机。从而使军事代表处走上了工作的正轨。
我从事和主持军事代表工作期间，正是军事代表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编时期。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在上级党委和首长的支持下，很快从部队抽调了200多名具有高中学历的优秀士兵，经过培训和实践考验，从中选拔了88人为军事代表干部，并送往大专院校进行深造，在获取大专文凭和相应技术职称后，再派往各兵工厂司职，这批军事代表干部，后来都成为我处八九十年代的技术骨干。
1981年10月，我升任军事代表办事处主任（正师级）。在1983年7月任党委书记间，我积极推行军代表工作的改革，把对原来在兵工厂生产的军品，从静态检验验收方法改为按照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原理，进行随机抽样检验验收法。把原来的消极分兵把关，处处设防的监督检查，改为对重点工序和关键零部件质量的监督检查。这样既减少人员配置，又能达到要求精简机构的要求。同时，为了切实掌握武器生产的全过程和质量变化情况，规定军事代表人员必须参加新产品的科研、设计、试制、定型、批量生产、试验等项目，分工专人负责，实行岗位责任制，并使用微机，实现办公自动化。
1986年4月，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我离休了。
1989年12月1日，我被成都军区评为高级工程师。至此，我的军旅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采访结束后，孙老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我深受感动，他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军人，比起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戍边牺牲的战友们，我真的是幸运儿。现在我享受副军级待遇，可是那些为民族解放和共和国诞生牺牲了的烈士又享受了什么？我希望你们浓墨重彩书写革命烈士大无畏的崇高精神，大书特书我军战争年代听党指挥，前赴后继，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而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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