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任仲夷与王玄奉命回到北平，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举行了一场“婚礼”——到西单照相馆拍下结婚照。郭智军 翻拍
任仲夷。资料图片 郭智军 翻拍
1943年，11岁的许锡挥（前右一）与家人摄于战火包围下的韶关。受访者供图 陈晨翻拍
1938年，广州沦陷。图为被炸毁的房舍。资料图片 陈晨 翻拍
旗帜
一张1937年11月摄于北平的老照片，记录了中共广东原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与他的终身伴侣、广州市原副市长王玄于抗战爆发之初，在日本侵略者眼皮下成婚的那一瞬间：
在照片中，他和她都没有一般人拍结婚照时那种喜庆的笑容，只有坚毅、沉着的表情。在这一刻，日本兵正在外面街道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巡逻。
在这段烽火岁月中，任仲夷与王玄相识、相知、相爱。早在20岁时，年轻的任仲夷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他与夫人王玄的爱情在学生公寓萌芽，在救亡歌曲中开始。
他们拍下第一张合影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张合影总是伴随在身边。照片见证了男女主人公一生那爱情的忠贞、信念的坚守、人格的完美。
为救爱国学生 盗钟罢课
早在河北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时，任仲夷即深受该校爱国教育影响。每天晨会，任仲夷和同学们都要面对孙中山遗像，由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带领高呼墙上的两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勿忘‘五九’国耻”。1934年秋，任仲夷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在著名学生领袖、北平学联主席、共产党员董毓华的带领下，刚一入学的任仲夷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2月29日，中国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忽然，一大群武装军警包围学校，在校内特务分子的指引下，冲入会场，进行大搜捕，大批进步师生当场被捕入狱。这一天，正逢大雪纷飞。中国大学学生将这次大逮捕称为 “二月雪天”。
事件发生后，学校当局对被捕学生不闻不问，还装作若无其事，命令上课的钟声照样打响，这激怒了年少气盛的任仲夷，有一天，他悄悄问同学杨易辰：“咱俩把那口打点大钟敲掉怎么样？”
杨易辰一拍大腿：“好主意，这显示学生不屈服的决心，马上动手。”
于是两人趁夜深人静之时悄悄溜到挂钟处，任仲夷负责放哨，杨易辰攀登上树，将系钟的绳索解开，然后用一只胳膊夹住大钟，使尽全身力气爬下来，任仲夷在下接应，两人合力，把钟藏进校园西边一座假山的石洞之中。
第二天清晨，钟声果然不响，全校同学都感到惊奇，有些同学好奇地跑到树下察看后高兴地说：“大钟也和我们一同行动，罢响了！”
任仲夷在晚年写到这段机智行动时仍饶有风趣地说：“大钟突然失声，不翼而飞，对许多人来说，至今还是个谜哩。”
在任仲夷等进步师生与北平党组织的努力下，1936年4月，“二月雪天”被捕的学生最终获得自由。
营救被捕同志 扮成夫妻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1936年，来自东北大学的王杰（王玄的曾用名）流亡至北平读书，她和几位女同学时常在一起颂唱救亡歌曲。这引起了在对面院子里租住的任仲夷的注意。
一天，王玄发现有人在她们厕所的门板上写了两行字：“希望你们不仅会歌唱，还希望你们拿起刀枪上战场。”
留下这两行字的就是任仲夷。两个年轻人交往开始多了起来。
1936年11月，王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12月，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王德因叛徒出卖被捕。党组织指示任仲夷参与营救。任仲夷便约王玄装扮成情侣，多次以亲戚探望为名传递消息。1937年1月，王德被营救出狱，任仲夷与王玄也在革命行动中感情日深。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济南成为平津流亡学生的最大集散地，任仲夷按照组织的要求迅速赶赴济南，到那里接收北平流亡学生中党员组织关系，把他们转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来到济南不久，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天，组织又交给任仲夷一项新任务：迅速返回北平，为一批仍留在北平的党员转接组织关系。
这时，日军已牢牢控制了北平城，形势更加恶劣，但王玄却主动提出来要和他一起回北平。为了减少日军的怀疑，她建议和任仲夷假扮成做生意的夫妻。任仲夷为此向当时身在济南的王德请示，王德一听就同意：“好哇，你们就是一对夫妻嘛！”
就这样，王玄脱下军装穿上旗袍，任仲夷也穿上长袍，两人装扮成做生意的夫妻出发了。安全潜入北平后，两人租住在西城一所公寓里。北平天气已开始寒冷，他们劈木柴、烧煤炉取暖做饭。任仲夷马不停蹄地联络留在北平的党员转接组织关系。
一天，任仲夷对王玄说，组织上同意咱们的婚事。中国人成亲最看重婚礼，咱们现在是不是该举行仪式呢？两人最终商量决定穿上漂亮衣服到照相馆照张相。王玄换上一身在北平量身剪裁的旗袍，穿上绣花鞋。任仲夷则穿上了借来的西装，由于找不到发蜡，他便用了保养自行车的黄油，把头发抹得溜光滑亮。两人来到西单附近一家照相馆，举行了这场简单的“婚礼”——拍下第一张双人合照，把战火中孕育成长的爱情永远定格下来。这时，他23岁，她20岁。
在之后的岁月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张照片总是伴随在身边。
敌后转战南北 痛失亲人
结婚以后，由于依然担任对敌斗争的一线工作，任仲夷夫妇无时无刻不身处危险之中。北平沦陷后，根据战斗的需要，任仲夷随部队转战南北。1941年3月，他出任冀南五分区行政干部学校校长。任仲夷夫妇经常三五天、甚至是一天一转移，有时夜行百里，周旋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1941年4月29日，敌人突然发动了大合围、大扫荡。任仲夷与王玄都已被包围。开始，任仲夷身边还有十几个人跟随，后来就只剩下一个交通员，王玄也不知去向。直到第二天任仲夷赶到集合点，才确认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王玄都安然无恙。
1943年夏，时任冀南五分区专员的任仲夷外出到村里检查工作。为了开会，他要连夜往军分区赶。因天色太晚，村干部建议拂晓再出发。
第二天一大早，任仲夷、王玄还有警卫员三个人走在半道上，突然听到从南面而来“嘟嘟嘟”的机枪扫射声，许多乡亲赶着牛、驴惊慌失措地往北跑。
敌人正从正南方逼近，任仲夷选择从东南方向突围，凭借青纱帐的掩护，他们从一条缝隙中安全脱险。此时昨晚留宿的村庄方向早已是爆炸声一片。
后来得知，军分区司令部被敌人合围在水齐腰深的河沟内，司令员和一个副司令员当场牺牲，地委书记脱险但左腕中弹。如果任仲夷晚走一步，就会被包围在留宿的村庄；如果当晚赶回军分区，就会被包围在河沟里，一切后果都很难预料。
为了争取民族解放，这对夫妻一心投入抗日斗争之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939年，在未出生时便随着母亲跋山涉水、日夜行军，出生后寄养给家乡的亲人，最终在1943年的大饥荒中因饥饿离去。第二个孩子出生在敌人“铁壁合围”的1941年，幼小时便时常被王玄抱着钻进青纱帐躲避枪子儿，最终不得已也送人抚养。
在八年抗战胜利后，当王玄回到东北老家看望母亲时，才知道母亲竟已亡于战乱之中，家中也已片瓦不存。
（记者 骆骁骅 此文采写中参考了《任仲夷画传》相关内容，李次岩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物档案
任仲夷：1914年生，2005年11月去世。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河北邢台威县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其后抗战中先后在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中共邢台市委等地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黑龙江、辽宁、广东等地任职，1980年10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仲夷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广东改革开放起步发展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王玄：1918年3月生，辽宁省抚顺市人。1935年11月参加工作，1936年11月入党，老红军。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市副市长、广州市副市长。1983年秋至1991年春在广州市政府任顾问、党组成员、市委委员；1991年4月离休。
口 述
在抗战中背井离乡、经历八年逃难的许锡挥：
“5岁到13岁，
我在枪炮声中度过”
问：抗战爆发时，您还是个孩子，却因为逃难背井离乡，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答：抗战八年，我从5岁长到13岁，我在枪炮声中度过童年。战争爆发时，我们全家人生活在广州，要避空袭，四处奔波。1937年底到1938年初，父亲自己留在广州，将我们送到香港。广州很快沦陷了，父亲判断英国和日本必有一战，所以香港也不可久留。1939年初，我们又逃难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是日本兵四面包围下的一个孤岛，却暂时还可以避难。
问：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上海很快也沦陷了，您是怎样逃离的？
答：大概是1942年初，已经到韶关的父亲托亲戚来到上海，想把我们接过去。上海与韶关距离很远，当时又在打仗，只有坐日本的轮船到广州一条路。母亲想办法领到了日本人发的难民回乡证，把我们弄上了船。因为是日本船，有可能成为美国潜艇袭击的目标。为躲避危险，我们走走停停，整整十七天才到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我们又找了一艘船走水路去江门。有一天我坐在船头，突然一轮机关枪扫射过来，接着是炮声，全船的人都躲到了船舱底。枪打了大约二十分钟才停下来，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床位，我发现行李袋被打了一个大窟窿，所幸没有伤亡。
问：到韶关后，又发生了什么？
答：脱离了日本人的统治，我非常高兴。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韶关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电，只能把铁路铁轨挂起来敲打作为警报。经常在半夜三更或吃饭的时候，听到警报声。1943年，“韶关大轰炸”，一共来了24架日本飞机，轰炸了半个小时，我们躲到了山上的防空洞。后来才知道，这场轰炸中韶关的伤亡人数是几千人。
还有一次，妈妈送我上学，刚到学校就遇到空袭，我们躲到防空壕里。我看见一架日本飞机越飞越近，越来越大，就像朝着我们直冲过来。妈妈抱着我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幸运的是，我们活了下来。
问：1944年下半年，粤北也沦陷了，您和家人又是如何避难的？
答：我们从韶关去了连县，可能是这个地方既无经济价值，也没有军事价值和政治价值的缘故，日本人虽然包围，却始终没有占领它。我们藏了起来，听天由命。
有一天深夜，有人敲门说湖南境内的日本兵向连县的方向开过来了。一个当地人带我们往瑶族山寨逃难。我们在三江镇（即现在的连南），遇到了一部分从坪石逃过来的中山大学师生，几十个中大校警有配枪。校警队长说：“你们听到枪声一响就立刻过河到瑶族山寨，我们尽力阻挡，如果我们都战死了，将来你们帮我们在这里立一个纪念碑吧。”幸运的是，后来日本人没有进入连山，枪声没有响起。
1945年八九月份，战争结束了，我们全家坐船离开了连县，沿着小北江、北江回广州。经历了八年抗战，我终于又回到了家乡。
时间：2006年10月10日
地点：广东省档案馆
整理人：南方日报记者 戎飞腾 陈晨
人物简介
许锡挥，1932年9月出生于广州著名世家——高第街许家，是广东省原副省长、中山大学原校长许崇清的次子。抗战爆发时，许锡挥年仅5岁，却不得不跟随母亲辗转广州、香港、上海、韶关、连县等地逃难。解放后，许锡挥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退休前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记者手记
历史不容忘却
历史的记忆，不仅尘封在发黄的档案卷宗中，也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一个孩子在最童真的年代，却见识了世上最残酷的战争；一个平静的家庭，被迫在一场又一场骇人听闻的杀戮中走上惊心动魄的逃亡之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
这是一个幼小生命曾经经历的苦难，也是一个家庭的逃难曲，更是一首悲怆的命运交响曲。
70多年前，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路，爱国诗人艾青曾用激动人心的笔触写下“我爱这土地”这个著名的诗篇。
请让我们引用几句广为传颂的诗句：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70多年后的今天，坐在电脑前，当笔者敲下这段令人不忍直视却又不能忘却的历史时，心中一次次颤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饱含对未来的启示。抚今追昔、掩卷长思，笔者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了这样的一句话：“为了这不容忘却的历史，爱我中华，强我中华！”（陈晨 戎飞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