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勤起义时站在这个大碾盘上发出抗日口号。
孙永勤妻子雷永兰与孙永勤塑像的合影。
孙永勤烈士证明书。
孙永勤牺牲地——遵化市毛山四洞沟。图片均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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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跳跃的火焰中，孙团营似乎又看到奶奶活着时常常描述的那个“白马、双枪、长袍、礼帽”的高大身影。
5月24日晚，他和往年一样，在唐山市自家附近的十字街角烧着纸钱，祭奠80年前的这一天牺牲在毛山战役中的爷爷——孙永勤，“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敬仰他，佩服他！”
孙永勤，1933年在兴隆发起“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救国军”在热河燕山一带、长城东段崇山峻岭间与日寇血战达一年半之久。
他是华北地区最早点燃民众抗日烽火的“布衣英雄”；
他也是热河境内日本关东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还是《八一宣言》中，与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等齐名的为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爷爷的这些话，打小就印在孙团营的心里。如今在驾校给人打工的孙团营，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淡定知足：“看着今天和平安定的日子，我爷爷的血没有白流，他不枉是个钢打铁铸的汉子、抗日救国的英雄。”
“天下第一军”—— “布衣英雄”拉起抗日民众武装
重峦叠嶂，树木葱茏。作为滦河的一条支流，25里黄花川蜿蜒辗转在连绵挺立的群山中。
5月14日，从兴隆县城出发，大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记者来到黄花川孙永勤的家乡——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来村西口的孙永勤旧宅早已在战争中焚毁，如今已有别的人家建起新房。解放后，孙永勤的妻子雷永兰和二儿子搬到村东一处宅院居住，几年前也已经卖掉。新的房主正在侍弄院中的菜畦，他笑着告诉记者：“知道这儿以前是孙永勤家，抗日英雄！”
英雄留下的痕迹已然难寻，只有老宅院中的一个大石碾盘被村民移到村中一片空地上保留下来，静静地见证时代变迁。
“据说当年起义时，40岁的孙永勤就是站在这碾盘上喊出‘宁为抗日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的！”65岁的村民孙中彦按辈分应该管孙永勤叫“叔爷爷”，他说，目前村里见过孙永勤的老人基本都不在了。由于感兴趣，他这些年在耕地之余搜集了很多关于家乡的风物传说，也包括孙永勤的故事。
在人们的描述中，孙永勤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身高大概有一米九以上”，“大长方脸子，大下巴，手大、脚大，双手过膝”，“从小喜文爱武，好练武术刀枪，不恶不孬，不吃亏但也不恃强凌弱”，孙中彦说乡亲们都很敬重孙永勤。
读过几年私塾的孙永勤爱看书，最喜欢的是《说岳全传》和《水浒传》。孙团营说，孙永勤对岳飞抗金救国的精神非常敬仰，对水浒义士们的行为也特别欣赏，“这也许是他抗日救国、除暴安良的思想来源”。
午后的阳光穿过山谷，为山林撒上一抹金色，幽静安详。大约孙永勤的童年也是这般岁月静好。然而，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打碎了黄花川的平静。
听说驻扎热河的国民党军队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却一枪没打就向南逃跑了；看着留下的地主、土匪武装和鬼子勾结起来，烧房子，抢东西，奸淫妇女，欺压百姓，孙永勤愁眉不展，茶饭不进。
“一次，听说日本人侵占朝鲜后，让朝鲜人跪在马下，日本人踩着上马，我爷爷当时就流泪了，说日本人已到了咱们眼皮底下了，咱们要当亡国奴的话，肯定也是这种下场。”孙团营说。
这时，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统治，日伪推行“铳器回收”政策，限期三天内把所有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孙永勤担任本村自卫团团总，有50多支枪，但他坚决不交：“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只能是妄想。”
收枪逼得急，孙永勤实在憋不住了，想要拉起支队伍打鬼子去。孙团营说：“当时我奶奶不愿意：‘你打鬼子去，几个孩子怎么办？’他就说：‘你看，这年月哪有老百姓的活路？咱们得先治国后安家呀！’”
正当孙永勤徘徊忧虑之际，一天，中共京东特委派人化装成“卖水鞋”的人在孙永勤家落脚，与孙永勤彻夜长谈。谈到共产党、红军，谈到开滦工人罢工，孙永勤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就像茫茫黑夜，眼前豁然开朗。”
恰在此时，车河口“大成兴”商号股东、汉奸岳荫臣向日本人诬告孙永勤劫走枪支、煽动抗日，车河堡的伪“满洲国”警察队要对其讨伐。听到这个消息，孙永勤怒火万丈，决心起来武装反抗。
1933年12月11日，他串联了承德县路通沟赵家庄赵林、赵来等7名农民兄弟，聚集团丁17人，站在大石碾盘上庄严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精忠报国，永无二心。”他们树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红旗，拉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民众军，孙永勤为军长，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川农民武装起义，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第一枪。
泪水化作怒吼，苦难聚成勇气。他们杀鬼子除汉奸夺枪支弹药，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消息传开，群起响应，民众军声威大震。截至1933年农历腊月底，聚集到民众军旗下的人数已达六七百人之多。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孙永勤能在国民党领导的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带领农民起义抗日，其胆识和勇气值得称颂。”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胜军认为，从孙永勤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民族精神。
“山耗子”的游击战——被日军恨为“热省治安之癌”
“就在那片槐树后面的那道沟里，有不少遗骨。”赵连术站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指着河道对面重重群山中的一道山梁说。
5月14日下午，记者一行开车沿着弯弯曲曲、只能一车通过的砂石路，颠颠簸簸来到大山深处的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
这个小山村在河道右边的公路旁依山而建。今年62岁的赵连术是村里的村医，他的父亲曾当过八路军的办事员，常给他讲孙永勤的故事。
“孙永勤打仗厉害！他们在对面山梁间和日本人打过，打死了十几个日兵，也死了三四个民众子（当地百姓对孙永勤队伍的称呼）。”赵连术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绿水幽幽慰英魂。青山绿水并没有忘记曾经的英雄，孙永勤的传奇故事在山区百姓中随口道来。
“孙永勤枪法准，头上顶洋钱，一枪一个。”孙杖子村村委委员张青山小时候常听家里老人念叨孙永勤的枪法，“燕子过来，可以打下来。”
“他很勇敢，打仗总是往前冲。”孙中彦说，“孙永勤在舍身台庙里打过好几回仗。据说有一次敌人来了，孙永勤让弟兄们先走，他一个人在大殿南边的晾台上盯着敌人，和敌人打。”
“有人说，孙永勤有勇无谋。我父亲说，孙永勤打仗很巧，不是蛮干。”家住北京天通苑的画家、国防大学特聘教授单志华，因为父亲的缘故对孙永勤充满敬佩。曾任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的父亲单忠英与孙永勤并肩作战过。“老爷子讲，他们打日本人的汽车，掐头去尾打当中。两头一打，车就不动，塞住了。然后再向当中打，一冲就散。日本人吃过他们不少亏。”
流传最广的还是日本关东军送给孙永勤的“山耗子”绰号。曾经拍过纪录片《孙永勤》的河北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丽芳近十年来不断到冀东长城南北实地走访，搜集大量资料“寻找英雄孙永勤”。5月13日，在河北电影制片厂二楼会议室中，他拿出一张河北地图，指着承唐交界、长城两边密密麻麻标注的红圈，“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孙永勤和日军交战的地点，日军从山这头围堵他，他从山那头出来，总也堵不住，就像‘山耗子’一样。”
让日军最早认识到这只神勇的“山耗子”，是从孙永勤攻打半壁山警察署开始的。翟丽芳搜集的资料显示，孙永勤听说潵河半壁山警察署给鬼子提供情报，敛款收税，什么坏事都干后，就决心拔掉潵河百姓的这个“眼中钉”。
1934年1月31日，孙永勤带着16人从黄花川出发，经五指山后背，一宿急行军，走小路直插半壁山，天没亮就包围了半壁山警察署。打到次日9时许，战斗异常激烈，因为警察署院墙又宽又高，敌人想凭着墙高院深死守。
孙永勤说：“要是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警察署，邻近几个据点的敌人知道情况后，就一定来增援，到那时候就不好办了。”他急中生智，命令战士加强火力，牵制敌人，自己冲到院墙底下，把秫秸捆点着，扔到房上头，转眼之间，伪警察署就烧落架了。凶猛的大火吓坏了伪警察，有的把枪扔到井里逃跑，跑不了的全部举手投降。
打下半壁山警察署后，孙永勤带领民众军战士迅速撤走。面对人数远多于民众军的敌人，孙永勤头脑很冷静，他果断率领大家折入山中，短短五六天时间，率部从长城北进到长城南，从长城南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长城北，行程逾300华里，与日伪作战三次。
运用巧妙灵活的战术，孙永勤率领队伍转战车河、黑河、潵河、柳河四条大川，在长城沿线勇敢地攻打伪满警察机构、海关税所，伏击日本关东军。
1934年4月，中共京东特委李葆华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与孙永勤联系，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提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纲领。孙永勤积极接受了建议，将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分三路活动在长城内外，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士气，队伍人数猛增至5000多人，令日军极为痛恨，称其为“热省治安之癌”。
“我父亲到死也佩服孙永勤！”单志华对父亲的话记忆犹新。“他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坚持一年半，就是几个月，都不是一般的人物！”
生死十日间——英雄名留《八一宣言》
从兴隆县高山深壑中走出，来到遵化市毛山脚下。站在毛山沟村南的防洪坝上向北看，海拔640多米的毛山显得并不是很高，三道山梁清晰可见。
“我父亲当年曾亲手埋葬了牺牲的孙永勤。”62岁的毛山沟村民刘宝全边指给记者看边说：“就葬在头道梁后面的四洞沟沟里。”
记者想去孙永勤的牺牲地看看，刘宝全说：“那儿根本进不去，爬两个多小时的山不算，现在灌木杂草得有一人高，很难进去，我们要上去一般都在冬天。”
眼前这一身翠染的毛山，在1935年5月24日却血色如海。
对孙永勤恨之入骨的日本关东军，调集热河、喜峰口、潵河桥、建昌营、古北口、马兰峪、罗文峪、凌源等多地驻军近万人，会同战区保安队、遵化县民团等将抗日救国军主力重重围困于毛山之上。由于兵力、武器相差太远，孙永勤及400多名抗日救国军官兵浴血奋战，最终壮烈牺牲。孙永勤的头被日军割走拿到承德二仙居示众，之后下落不明。
“那场战斗太惨烈了！”据毛山当地百姓回忆，战后流水为之变蓝（抗日救国军军服由芦苇烧成灰后熬水染成），地上的血痂经太阳曝晒翘起一指头厚。
“我奶奶一辈子都记得我爷爷最后离家的那一刻。”孙团营说，奶奶当时32岁，“在孙杖子家门口，爷爷骑上马要出发，我大姑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回答，转过头对奶奶说：‘把几个孩子好好经养着，别让他们当亡国奴。’”
这一别成为永诀。一支在伪满西南“国境”与关东军、伪满军警浴血奋战了近一年半的农民抗日武装，从马蹄峪、洪山口长城入关，到最后血染毛山，仅仅十天时间。
事实上，从1934年8月开始，伪热河公署就多次用各种办法招抚孙永勤，孙永勤的回答却是：“中国人不缺鬼子的官做，不叫我抗日，那是妄想！”
一再被拒绝后，恼羞成怒的日军于1935年2月开赴黄花川一带疯狂“围剿”抗日救国军。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永勤率部有计划突围。4月他们转战到承德县老梁山。这天夜晚，部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激战一昼夜，击毙日伪军几十人，突围过程中，孙永勤腿部不幸负重伤，抗日救国军也伤亡很重。
之后，日伪当局步步紧逼，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合围态势，使抗日救国军本来就困难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山区物资少。”当地很多百姓回忆，“他们没有粮食，经常吃不上饭，枪弹无法得到补充，5月天战士们还穿着棉衣。”
也许，孙永勤也知道前路艰险，但是为了解决军需补给，跨越长城进关成为救国军唯一的出路。
从马蹄峪、洪山口长城进关后，转至柴户场、秋花峪以西，茅山沟的东北一带山地的孙永勤，面对包围之势，确定分两路突围。孙永勤率直属队，沿毛山南麓进发，意欲奔片石峪，出马蹄峪。
5月23日，行至三里店北山根时，接到驻遵化保安队大队长吕振江捎来口信说“日军将要发起总攻，你们得快走”。但前面山梁上有数名民团人员正在换岗，派人去联系借道，他们说“负不起责任，不敢答应”。孙永勤不愿与民团发生正面冲突，于是率救国军返回吴家沟。
23日晚，一夜的雨，缠缠绵绵，似乎对即将发生的事有无尽的忧伤。
“5月24日那天清晨，孙永勤是从我们家门口直接上的毛山。”刘宝全清楚记得父亲的多次讲述，“日本鬼子进了吴家沟，将他们逼到毛山。他们到我家想喝点水，吃点饭，下边立刻有通信员上来报告：‘赶紧走，黄豆皮子（日本兵）就在后边追着呢！’当时日本兵离这也就一二里地远。孙永勤负伤了，原来他骑着马，爬山走不了了，找了两个椅子，绑在一块，四个人抬着上了山。”
天亮时，日本兵包围了毛山，一场血战开始了。四面山头都架了炮，炮弹雨点儿般投向毛山主峰。天上有三架飞机，其中一架被救国军击中，落向潵河桥。“下面到处是机枪，就在我们家下面山沟那儿就有两挺。”刘宝全的父亲亲眼目睹了那场战役，“那火力忒猛，两挺机枪打完了，地上一麻袋多空壳。”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阻击，救国军的弹药越来越少，而敌人火力越来越猛。“孙永勤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据活下来的战士回忆，当时激战中的孙永勤强撑站立起来，向阵地上的将士们说：“弟兄们，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宁死也要跟小鬼子拼到底！”此时，敌人机枪凶猛地扫射过来，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历史在这一刻浓缩凝结。据资料记载，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在对日作战的一年半时间里，与日伪战斗200余次，攻克敌人据点100余座，歼敌数千人。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高度赞扬了11位誉满全国的民族英雄，孙永勤的名字赫然在列。
同样的夏日煦暖，映照着不一样的历史尘烟。看着毛山脚下，村庄静谧，炊烟袅袅，这一派安然似乎在告慰英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记者 闫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