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采访、生活了4个多月，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手材料。之后，他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引发轰动。在此基础上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国内通行译名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作为西方记者笔下的红军报道，较为生动客观地展现了西北红军的生活、战斗和精神面貌，一直是了解红军历史和传统的经典读本。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要求“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因此，研究发掘《西行漫记》中所蕴含的红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必须由战士自己去进行活动”
在书中，斯诺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团一个连队上政治课的情形。当天的授课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让斯诺感到意外的是，负责授课的既不是连队的政治委员，也不是连长，而是由“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这个青年也不是根正苗红的红军出身，相反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中的一个士兵”，是“投诚”红军的。授课的内容主要是总结五年来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无能与退却，由于他来自东北，所以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最终把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拱手奉送给了日本人。
整个教育氛围很热烈，授课人“提高嗓门在喊叫”“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听课的战士反应也很强烈，不时有人起来发言，或同意或反对，或纠正或补充：“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痛斥日本，有时强调、有时不同意以前一个发言者的话，有时对组织讨论的人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或者对‘扩大抗日运动’提出建议，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连队的战士是主角，参与度非常高，而连队领导的作用只是略作引导：“讨论历时一个多小时。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时插言总结一下刚才的发言，发挥其中一个论点，或者补充一些新的情况，纠正刚才发言中的某一点。”
从授课的效果来看，“战士们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记了简单的笔记，他们的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
为了“检验”教育效果和官兵的思想水平，斯诺本人又向战士们提了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都举手抢着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这时又有好几个人跳起来回答”。这种讨论式的教育方法，斯诺认为非常有效：“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就启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发扬人的主体性。纵观《西行漫记》全书，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官兵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但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往往存在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经济附庸的现象，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和对人的自身价值的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是面向全体官兵的，但其最终目的是要促成个体的思想转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不能只注重“整体”而忽视“个体”。特别是随着新生代官兵进入军营，那种我说你听、我打你通式的教育方式的困境已经愈发明显。苏格拉底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只有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因此，教育要反映时代特征、符合教育规律和适应官兵特点，发挥官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显示人性的光辉，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
在红军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这既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也是当时客观的需要。当时的西北，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和商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角落”。红军当中的情况也不乐观，普通士兵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却已经参军七八年，但文化水平非常低。从兵员成分看，仅在一方面军中，58%的来自农民，38%的士兵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只有4%的来自小资产阶级。这样的实际情况，使教育无论是内容的选取还是形式的运用，都必须要适应官兵的现实需要，做到简单明了和容易理解。
红军还把深刻的道理融入简单的歌曲之中。斯诺提到，在红军中有一首叫《红辣椒》的歌曲非常流行，连毛主席都非常喜欢。歌曲的主要内容是：“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歌曲用比喻的手法，以喜闻乐“唱”的形式，诙谐幽默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思想，在无形中形塑了红军官兵的革命自豪感和责任感。
口号也是红军教育的一种方法。彭德怀曾对斯诺说：“一个口号抵得上十颗子弹。”红军运用简单的口号，就能让官兵认清形势，坚定信念，比如：“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等等。有时这些口号不但团结了红军，甚至还感化了白军，比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国民党军队中产生巨大反响，斯诺也认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
深刻的真理，往往蕴含在简单朴素的事物之中，思想的武器也只有被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走出书斋，走出机关、面向基层、深入官兵，更要对理论进行精炼化“提纯”、通俗化“变脸”、形象化“加工”和大众化传播，尽量讲官兵所讲的话、讲官兵能听懂的话、讲官兵愿意听的话，让官兵“坐得住、听得进、解得渴、过得瘾”，要深入浅出地揭开理论抽象深奥的面纱，还原其具体实用的本相，从而架起理论与官兵之间的“桥梁”，让教育既轻松愉悦、引人入胜，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三、“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
如果说政治教育是主体的政治需要，那么娱乐就是客体的人性需要，如果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则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整个边区期间，斯诺最大的感受是边区人民和红军的精神状态跟“白区”不一样：在白区，“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在边区，“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之所以会如此，跟红军寓教于乐有一定关系。
在红军的娱乐活动中，斯诺两次详细描述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情况。第一次演出是红军剧社在保安的公开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也没有人去关注他们。演出的节目主要是反映抗日的短剧《侵略》，反映边区面貌的舞蹈《丰收舞》，动员人民抗战的《统一战线舞》，还有表现中国未来远景的《红色机器舞》等。第二次演出是红一军团的军内表演，节目的主题是反映红军在近期行动中的经验教训，“文娱部门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从内容上看，“以上星期经验为素材”；从形式上看，“用发噱的方式表现了指战员们在执行新政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寓意上看，“大多数错误都改正过来，红军和抗日回民军队并肩前进，一同歌唱，一同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作战”；从效果上看，尽管在斯诺看来这些演出“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他仍然认为“他们设备这么简单，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除了看戏之外，红军官兵还自创了很多娱乐活动，“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来”。比如，“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的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里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另外还有一种以宣扬政治和军事观点为目的的“扑克牌”，高分牌上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苏维埃万岁！”等革命口号；低分牌上，则结合各个单位具体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写上不同的口号。
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科学研究证明，人在娱乐时，身心都处于放松状态，容易让人感觉到自由、尊严和平等。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在娱乐活动之中，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符合“人文关怀”的要求，是新形势下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补充。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军队正处在深刻的转型与变革之中，军人面临的矛盾和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官兵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越来越追求欣赏美的创造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因此，通过广泛开展与部队当前任务相结合的各类娱乐活动，比如观看相关的电影电视、学唱歌曲、艺术鉴别和欣赏等娱乐活动，既可以陶冶情操、激励斗志，又可缓解压力、净化心灵，获得其他教育方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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