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陈云

1969年11月初的一天，福州军区南昌青云谱干部休养所(现江西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副所长沈玉贵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省军区的通知：从北京来的一位叫“陈元方”的首长将到干休所居住，要求做好接待工作，而且要求安排“陈元方”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研。末了还特地叮嘱他，此事务必保密，出了问题后果自负。

11月3日晚，“陈元方”乘坐的轿车驶到青云谱干休所8号房前缓缓停下。他慢慢走下车来，早在此地等候的沈玉贵觉得这位北京客人很面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这个让沈玉贵面熟的“陈元方”首长正是陈云。陈云后来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陈元，一个叫陈方，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陈元方。”

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因1962年提出搞“分田到户”受批判而早已赋闲的陈云被疏散到这里“蹲点”。除了几位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位亲人陪同。而他随身携带的最主要的物品是装满了两个铁皮箱和一个木箱的书籍。沈玉贵回忆说：“凡是去看首长，手上拿的不是书，就是报纸。凡是去，他都是学习。”

就连时任陈云秘书的肖华光也迷惑不解：我们很奇怪，因为当时我们脑子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虽然是没有完全被打倒，但是你也不行了。但是他居然能沉下心来，他每天晚上看到十一二点。

在江西读过的这些著作中，陈云大多作了标注，有的还写有简短的心得体会。其中，他标注最多的是《列宁全集》，在书上划了密密麻麻的杠杠圈圈。无疑，这是他用心最多的一部著作。

在“文革”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多次遭受政治挫折而又客居他乡的陈云在关注什么问题呢？在与探望他的长子陈元的谈话中，陈云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经济工作当中反反复复和经历的各种坎坷和批评得来的。他认为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党建基本原则，这些问题应该可以在党内进行讨论，可以通过讨论以后辩明是非，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实行。很多左的错误，都是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实行一言堂，没有听取其他方面的意见，而很多方面可能别的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对这点非常关注。”时隔多年，陈元依旧记忆犹新。

陈云关注的问题是党内民主，而这时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最不正常、最缺乏民主的时候。

在党内高层，陈云“和而不同”，他以冷静、稳健、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著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是他工作和思考问题方法的最好例证。

与陈云多有接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解释说：这十五字箴言充分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唯实”就是不说假话，不信假话，把事情调查研究清楚。上级的话当然要听，书当然要读，但都要结合实际去理解，去运用和执行，不能照搬，不能当成教条。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的东西，对那些假冒伪劣的东西，不仅要善于识辨还要敢于批判。

与陈云相伴一生的夫人于若木这样评价他的丈夫：陈云同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冷静客观。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啊，从来没有说头脑发热，惊慌失措，能够冷静的客观的分析情况。

建国初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树立了很高的威信。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六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为全党的领导核心。51岁的陈云和52岁的邓小平还被毛泽东称为“少壮派”。毛泽东在提名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说：

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这时，五十刚出头的陈云正处在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

但八大后不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不顾实际情况而片面追求速度的“冒进”现象。急于改变国家面貌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赞成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功臣陈云因“反冒进”问题受到严厉批判。

毛泽东以尖锐的语言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批评的严厉程度，前所未有。

从此，陈云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话语权，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一个地位实际上也被取消了，这是他建国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于若木说：他的意见遭到反对，他就不说话了，表示沉默。他也没有怨言，从来没发表过不满的情绪。

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激烈批评反冒进的气氛中发动起来的，陈云是作为一个“反冒进”的检讨者置身其中的，他也真诚地希望经济落后的中国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但面对强大政治压力的他依然没有选择盲从、紧跟，依然在做着冷静的调查、研究和思考。

大跃进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钢为纲”，这也是工业的主要指标之一。时任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局长的余建亭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因为许多同志把钢铁的指标跟总路线、大跃进联系起来了。所以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党关心的一个政治问题。

为了完成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全民炼钢，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等弊端也开始有所察觉。原定的1959年2700万至3000万吨钢的指标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1958年11月和1959年3月，中央分别在武昌和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对钢铁指标进行了两次下调，钢的生产指标大幅下调到了1650万吨。尽管如此，国民经济仍没有摆脱全面紧张的被动局面。毛泽东想到了陈云，他委托陈云对经济计划指标、特别是钢铁指标再进行研究。

钢铁生产在当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压下来是有很大阻力的。但陈云还是采取他一贯的风格，广泛听取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详细的计算和综合分析，然后再发表意见。余建亭回忆说：这个时候他当然找有关各方面人谈话了。冶金部谈过好多次了，国家计委也谈了。陈云同志也是找我，个别谈话也谈过了。专门到他家里谈，详细的谈。他摸得很细的。从这个选矿，烧制、炼铁、炼钢、轧钢、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都要摸，都要问。

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袁宝华也是当事人，他回忆说：陈云同志找我们谈了一个礼拜，每天谈半天。从什么地方谈起，从矿石谈起。就是你这个铁矿有多少，那个矿的情况怎么样，一个矿一个矿谈。谈了矿石，再谈你这个生铁的生产，究竟怎么样，能不能够适应你这个生产的需要。从矿石谈起，这我们是第一次。过去中央领导同志没有从矿石谈起，陈云同志从矿石谈起，这个调查研究真是做到家了。

陈云在仔细听取了各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把钢的指标压到13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再次下压350万吨，这在当时是一件众所瞩目的大事，并不是没有反对意。有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个指标太低了，会使下面泄气。各省市的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

陈云丝毫不因这些意见而动摇。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于陈云的意见论据周密、材料翔实，很有说服力，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采纳了陈云的建议。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调整。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拼设备、拼劳力，到年终才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和897万吨钢材。

这件事使毛泽东又重新认识了陈云。他评价陈云说：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这是毛泽东对陈云所作的又一次重要评价。

但庐山会议后，在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的政治形势下，经济建设继续“大跃进”，经济工作中好不容易压下来的指标又一再盲目提高。1958至1960年三年“大跃进”造成了严重后果。1960年，国民经济的困难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粮食供应难以为继，工业原料和日用消费品也十分短缺。

陈云自己的家里也不例外，长子陈元回忆说：“我们家里孩子多，那时候吃不饱饭，所以经常饿肚子。经常是这个熬一大锅白薯粥，放一点米，放几块白薯，煮一大锅，很稀，喝两碗粥。像我们家都是生活都是已经这样的情况，群众生活恐怕一定是也都很困难了。”

这时的陈云偏偏又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而面对这种局势，陈云的心情更加忧虑。秘书肖华光说：“他整天愁眉苦脸的，在沙发里坐着，经济困难怎么办？就看他没高兴的时候，天天坐在沙发里，低着脑袋在想。”

面对着原来没有料到的“大饥荒”的事实，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来自中央、省、地、县的四级干部7118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对在经济上、政治上以致文化上做进一步得全面调整。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六位都讲了话，而陈云是惟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常委。

七千人大会研究专家张素华说：“按道理从陈云来讲，他是管经济工作的，七千人大会呢，主要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那最有资格发言的，最应该讲话的是陈云。”

陈云的卫士长牟信之回忆说：毛、刘、周、朱都检讨了，最后陈云没发言。快散会了，毛主席说，陈云同志你谈一谈吧。陈云同志说我没有什么说的，我没有什么说的。

毛泽东对此的解释是：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实际上陈云不讲话另有原因。

张素华分析道：陈云不讲话的原因是他对困难形势的判断，以及怎么克服困难的办法与毛主席或者跟大会本身判断的不一样。从毛泽东来讲呢认为是最困难的形势已经过去了，再过两三年恢复然后就行了，再制订一个十年规划给大家鼓鼓劲就可以了。可是陈云呢却认为最困难的形势还没有过去。从陈云的性格和经历上来分析呢，我觉得陈云本人是不愿意讲违心的话。他既然他的看法跟中央和毛泽东的不一致，那你说他在大会发言的时候，他尽量的去跟中央保持一致，讲违心的话，这个不是他的性格。

没有讲话的陈云在等待讲话的适当时机。半个月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的经济问题。由于这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后来被称为“西楼会议”。这次规模要小得多的内部高层会议进一步对七千人大会未能充分展开讨论的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发现了一些当时没有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2月23日，经过反复考虑的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张素华说：西楼会议呢它规模小，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云呢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范围很小，算内部讲话。不像在七千人大会一讲，全国全知道了。

陈云一上来就直率地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这五条困难来最重要的，也是跟中央判断不太一致的，或者说比中央判断的要严重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农业减产这方面，陈云认为很严重，恢复起来很难。第二个呢就是在通货膨胀，基建规模大，中央也在讲要压缩基建规模，但是陈云强调的更厉害一些。

讲完存在的困难后，陈云接着又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一是经济规划分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二是减少城市人口；三是制止通货膨胀；四是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陈云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统一大家认识，并征求意见。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陈云的讲话进一步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上的意见，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几十年后，一些与会者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回忆说：讲话的当中，到会的部长、部委成员不断地鼓掌，热烈地鼓掌。陈云同志讲得出汗了，把毛衣直接脱了，脱了毛衣接着讲。讲的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分析的非常具体。

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说：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

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从此，陈云在经济工作上又开始处于一种主导的位置了。

在参加完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后，陈云因病南下疗养。一贯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陈云心里盘算着怎样解救缺粮的农民，怎样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力。

这时，安徽、河南、广西、湖南、浙江等省部分农村地区相继出现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经过调查研究的陈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他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为此，他还两次找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姚依林到杭州谈农业生产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姚依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时候的毛泽东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五六月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在湖南韶山、大坪、炭子冲调查的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的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对这样一个有关全局的大事，究竟是提出来还是不提，确实是个大难题。陈云本着负责的态度，决定尽快回京先同中央常委商量，然后再向毛泽东直接陈述。然而由这个问题导致的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时任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说：在路上我就问陈云同志，我说现在的形势不利于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再郑重考虑。他说你怕什么呢，我要做这个推进的工作，我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现在自己有了办法了，有了路子了，就应当抓住这个时机来做啊。

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先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交换看法并得到支持。

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

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毛泽东接信后，当天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

于若木说：“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毛主席同意你的意见吗？他说毛主席没表态，没说话，我考虑，没表态就是不同意。”

周太和说：“毛主席当时没表态，第二天发脾气了。”

毛泽东认为‘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几天后，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由于毛泽东的决断，中央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时的陈云正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他依旧平静地对待，沉默无语，只对夫人轻轻地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

从这以后，陈云实际上停止了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却一直养病闲居，没有参与中央的最高层决策和活动。从那时候一拖，就拖到了“文化大革命”，九大后仅仅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什么工作都没有了。

逆境中的陈云仍然积极地关注现实，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并且抓紧学习。“文革”中，他的中央文件停发了，甚至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参考消息》也停发了。陈云就自费订阅《参考消息》。

在江西的二年零七个月里，除到化工厂“蹲点”和到附近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外，陈云把其余的时间全部放在了阅读上。

小女儿陈伟兰回忆说：我到江西去看他，我就感觉到他那个精神是非常振作。我说，爸你身体好了？他说一股精神力量撑着我，是说你看我带了三箱子书。我在这儿，觉得过的非常的有意思，我读书，而且我思考着很多我觉得非常有用的问题。

而这部做满标记的《列宁全集》成了陈云在逆境中的最好见证。原陈云秘书朱佳木说：“陈云同志就看那个《列宁全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正好看完。他跟小平同志见了面他就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正好把这个《列宁全集》看完了。小平同志说，哦，这也是一个胜利。”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陈云的坚韧、自信和乐观使他度过了长期的政治冷遇，赢得了政治生命的又一次辉煌；而他永不停止地学习、思考和探索，更是找到了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良方。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经历一样，陈云曾多次身处逆境。他在逆境中所体现的风骨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作者系电视片《陈云的故事》执行总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