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阁所藏之《四库全书》为全七部中的第二部。
沈阳故宫文溯阁
“1905年3月10日，我军占领奉天的当时，我国学术界首先瞄准存放在奉天故宫的《四库全书》以及众多的殿版书籍，并提议搬运到我国。”这句话出自日本人水野梅晓在1935年所写的《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护》一文，道破了日寇占有我中华文化之野心由来已久。
今天，有大量研究可以证实，为将《四库全书》据为己有，日本侵略者可谓殚思极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沦陷，《四库全书》终落入敌手，从此蒙尘长达14年。
事实上，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以各种方式持续劫掠中国的珍贵图书文献，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大、手段之野蛮皆令人瞠目。
用各种借口企图搬空文溯阁
“吾人于满洲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值得赞许者未过于《四库全书》。 ”
——《谈满洲文化》水野梅晓
沈阳故宫西路有一座独特的建筑，墙身为白色，柱子为绿色，屋顶的琉璃瓦为黑色，这一色彩搭配迥异于宫中其他建筑，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此建筑名曰文溯阁，建于18世纪，其用途是为了收藏一部书，即《四库全书》。
6月仲夏，沈阳故宫的游客络绎不绝，文溯阁是必到之处，因为人人皆想一睹这座藏书楼的旷世风华。
但鲜为人知的是，文溯阁曾被日寇占据，更成为所谓的“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分馆，而藏于其中的《四库全书》亦难逃劫难。
日本侵略者正式占有《四库全书》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但他们对《四库全书》的觊觎却很早便开始了。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深入东北腹地并在铁路沿线拥有一系列特权，从此，他们设立图书馆并以之为基地，在“收藏”、“保护”的借口掩盖下，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大规模搜集。
“1925年，郭松龄反奉，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以城内混乱为借口，向附属地警察署署长藤原铁太郎建议，将《四库全书》移至附属地‘避难’。 ”这是大连图书馆研究馆员冷绣锦在《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中披露的历史细节。从中可见，为了得到《四库全书》，日本侵略者的确是费尽心机。
卫藤利夫的建议，未能施行。时隔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沈阳，此时，对于早想将《四库全书》据为己有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天时”已至。卫藤利夫再次以《四库全书》的安全为由，提出将其从文溯阁搬走。这一次，他的建议被采纳了。时任“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在1931年9月26日发出公告，令地方自治维持会委员长袁金铠协助日军将 《四库全书》掠走。冷绣锦说：“日本学者冈村敬二曾提到有关卫藤利夫与关东军商量如何‘保护’《四库全书》一事，卫藤提议建立一个防火混凝土书库来放置《四库全书》。 ”
所谓“保护”是建基于侵略之上的
“1932年6月18日，暂定名称‘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开馆，设置在张学良官邸……重点搜集与满洲有关联的历史、地理方面的古文献。 ”
——《被遗留的藏书--满铁图书馆》冈村敬二
记者曾多次到张氏帅府博物馆采访，但6月3日这一天，却是第一次以考察图书馆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它。
日本与伪满洲国达成协议，将原藏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沈阳故宫、萃生书院，以及城内各处的贵重图书全部搬到了张学良官邸，并将其改造为图书馆，命名为“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此馆为本馆，文溯阁为分馆。
后来，日伪当局在文溯阁修建新书库，施工过程中，《四库全书》被临时搬迁到“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本馆，也就是原来的张学良官邸存放。新书库建成后，《四库全书》又被搬回文溯阁。
对于劫掠《四库全书》一事，日本殖民者辩称是东方文化的 “保护行动”。 《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中提到，时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馆员的植野武雄曾发表《有关四库全书》的文章，他厚颜无耻地写道：“9月18日打破夜半沈阳城的炮声震撼了亚洲，在那震撼中奉天省城悬挂着日本国旗，守护着《四库全书》、《满洲老档》、《满洲实录》的原本、《康熙地图》铜版等。中国南方新闻报道日人掠夺了《四库全书》，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恶意宣传。日本为了道义，把人类的共同至宝，东洋文化的交响乐在这战争的漩涡中，安恙地守到最后。 ”这番言论，尽显强盗的逻辑。
冷绣锦说，日本殖民者口中所谓的“文化保护”，实际上是建基于侵略之上的。 1905年，日本侵略者进入沈阳，就曾想将《四库全书》掠到日本去，但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中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抵制，且日本在东北也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不敢贸然行事。但是，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占领沈阳后，便立刻控制了《四库全书》，可见其根本目的并非所谓的“文化保护”。
“同一件事，不同的日本人有不同的记载。但并非谁有良知，只不过是有的善于掩人耳目，有的赤裸一些而已。 ”冷绣锦以日本人水野梅晓的《谈满洲文化》一文为例，“水野梅晓是这样记述的，‘在我国的传统政策下，我神速的关东军在去年爆发的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之际毫未迟滞维持地方的治安，无遗憾地把奉天省的现存固有文化完全地保护起来。总而言之，无论是明治大帝不当的权益扩张也好，还是呈显的侵略欲望暂且不讲，全心保持永久的东洋和平，搜集任何物品和图书以便保存与使用。 ’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日军掠夺东北文化资源的罪行。 ”
冷绣锦告诉记者，《四库全书》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满洲国宝级文献”。
大量图书损失及流向成谜
“在劫往日本的各种文物古籍中，中国文献典籍占了很大比例，共计2万余种，合20余万册，另有209箱，所装书籍不详……中国历代地图被劫往日本共计5万余幅。 ” ——《侵华日军祸书录》 蒋伟国
“九一八”事变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遭遇是日本以图书馆为掩护抢夺中国古籍的典型事件。值得庆幸的是，这部《四库全书》最终留在了中国。
然而，还有许多珍贵图书文献被侵略者夺走，漂洋过海，如今依然散落在日本。
具有良知的日本学者曾指出：“日军进行的图书掠夺，与领土、市场的掠夺或者人命杀伤相比，也许看成细微问题，但是，图书的掠夺是领土掠夺的扩展，是对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根本无法作出统计。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娜查阅了大量文献，每看到一组数字都觉得触目惊心。
她认为，日本侵华对中国图书造成的损失，绝不能理解为是一般战争中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日本的破坏和贪婪，是有其险恶用心的，是为其进行对外战争和建立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日本在中国的图书劫掠，就是要毁我中国文化，灭我中华民族。”（记者 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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