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动物立碑 却对杀人毫无愧疚

2005年9月18日，日本侵华历史传讲会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立起了这块祈祷人类和平的纪念碑。正义虽然迟来，却从不曾缺席。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正门东侧陈列的这排石碑，多为当年日本人为死在东北的日本“平民”所立。

在日本，建有动物实验室的医学院校和科研单位，基本上都会为实验中死去的小动物立碑。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的老建筑里，仍然有当年满洲医科大学为做细菌实验的小动物建的“群灵碑”。然而，如此奉行人道主义的日本人，在当年，却将无辜的中国人当做细菌实验的对象，并无一丝忏悔之意。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正门东侧，摆放着一排石碑。这是当年侵华日军为他们死在东北的日本“平民”立的纪念碑、供养碑、纪念塔。

每天，无数中国参观者走过这里，看着这些石碑，回想当年惨死于日本人枪炮与屠刀下的同胞，可以想见他们的心情。

为日本“平民”立碑

阅读石碑上斑驳的文字可以看出，与那些为死于侵华战场上的士兵所立的忠灵塔、忠灵庙不同，这些石碑所“纪念”的日本人都不是士兵：

吉兴会物故者供养塔。吉兴会是在东北的日本人的民间组织，这座塔是该会在1936年为其在“九一八”事变中殉职的会员而立。

满洲事变殉职社员纪念碑。某日本企业为其在“九一八”事变中殉职的社员所建，具体立碑时间不详。

宫畸吉藏供养碑。宫畸吉藏1912年来到中国东北，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只身由沈阳起程进入战区，后失踪。日本人寻找17年未果后，于1941年设立此碑。

……

据亲身参与了这些石碑收集的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崔俊国介绍，石碑所纪念者的身份很难认定，比如宫畸吉藏，有资料说他的身份是新闻记者，但也有人认为他是日本间谍。他们到底算不算“平民”、在战争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有无罪恶，很难考证，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都是尾随侵略者的炮火而来。

为恶犬和小动物立碑

整排石碑中有一座很特别，是为动物立的——“铁道警备犬之碑”，制于1941年，立碑者为“锦州警备犬训练所职员一同”。

崔俊国介绍，此碑是2005年辽宁农业展览馆捐赠的，最初是在1964年由锦州运到沈阳的，应是日军满铁完备队锦州警备犬训练所为死去的警备犬所立。据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当地的老百姓对这条狗恨之入骨，就冒着危险，悄悄地把这条警犬给打死了。

在沈阳，还有另外一座日本人为细菌实验中死去的动物立的“群灵碑”。 6月3日，记者与崔俊国一同前往位于沈阳南京南街的中国医科大学老校区。这里是1922年日本人所建的满洲医科大学的旧址，校园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两栋老建筑，据资料记载，当年教学楼建筑群，从空中俯瞰，呈“大日本”三个字，如今，当年日本人的煊赫早已不在，只剩下了三个字的两个笔画。

中国医科大学已经迁往沈北新址，老建筑的大门被大锁锁住，我们无从进入。 “群灵碑”的情况只能从崔俊国的回忆得知：

1998年，他曾下到今天学校基础二楼的地下室，在那里见到了这座“群灵碑”。石碑由主体碑和碑座两部分组成。主体碑高约80厘米，宽约25厘米，圆形顶。立碑时间为“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即1941年12月8日。立碑者为北野政次。

一面“天使”一面魔鬼

崔俊国介绍说，立碑者北野政次是当时满洲医科大学的细菌研究室主任。 1942年8月，他接任石井四郎，成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目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满洲医科大学是日军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的一个基地。

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期间，用东北的“豆触子”及活人进行细菌研究。接任731部队长后，更大显其“才能”，直接指挥细菌武器的研制及进行细菌战活动。他发明的“鼠疫跳蚤法”，使上海以南地区鼠疫流行。他在安达打靶场和某监狱内进行“生体”实验，众多中国人被他残害致残。

然而，在为实验中“献身”的“豆触子”们立碑的同时，北野政次从来没有忏悔过他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残暴罪行。学者孙玉玲这样评价他：“对惨死在他手下无数个无辜的中国人一点点反省之意都没有，更无祭奠之情。对于中国人的性命，在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细菌战犯眼里，恐怕连田鼠都不如，任其蹂躏、宰割。这就是他们血肉淋漓万人冢上的满口‘救世济人’的‘慈祥’！ ”

今天的日本仍有这样一个传统，建有动物实验室的医学院校和科研单位，基本上都要为实验中死去的小动物立碑。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令全世界为之敬重。也许，当年北野政次立“群灵碑”也是遵从了这一传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学者”，竟然有着令魔鬼都会害怕的邪恶一面。

难道，真是战争让人变成了魔鬼？（记者/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