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受访的7位老人，都曾经历过家乡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岁月，他们对日本人的烧杀掳掠印象深刻，也对日本利用各种文化设施传播殖民文化印象深刻。
每个月得去神社参拜
张铁梅
出生于1932年12月9日沈阳市交通局退休干部
我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打上学时候开始，就接受日本奴化教育，每周一早晨全校开早会遥拜日本“天照大神”和天皇。那时候我们都是八九岁的孩子，哪明白啥是“天照大神”啊。老师教我们说，“天照大神”是日本的祖先，有了他才有了天皇，有了天皇才有了日本，有了日本才有“满洲国”，所以“天照大神”伟大不伟大？我那时候真是发自内心的和同学们一起扯脖子喊：“伟大！ ”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向“天照大神”遥拜的时候，我们都把腰尽量往下弯，表达崇拜之情。看到我们的表现，老师也很满意。
那时候我家附近有个神社。大门上方有两条横梁被两根水泥柱子支撑着，呈T型，门两边还有两盏“神灯”。晚上“神灯”一直亮，二里地以外都能看清神社。我经常看到不少中国人主动进去参拜，但父母从没领我进去过。我记得母亲有一天和亲戚聊天时说，我不信那个，咱中国人有自己的老祖宗，凭啥说让咱信他们的就信他们的？
后来学校每个月组织我们去神社参拜一次。每次去之前，老师都会对我们说：“我们要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帮我们‘满洲国’富强，我们应该祭奠征战大东亚而战死的日本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和同学们走进神社的情景。走进那座T型大门，广场上都是非常大块的方砖，看着可气派了。两边的“神灯”有五六对，老师告诉我们，过道是“神道”，经过时要安静。老师这么一说，我马上觉得自己做的事很庄严，敬礼的时候可虔诚了。
现在想想，日本人用个根本不存在的“大神”骗了我们那么多年，侵略我们的国家还让我们感恩戴德的，太坏了。
电影都是宣传“日满协和”
李玉蓉
出生于1932年9月15日退休医生
我出生在辽阳，1939年母亲去世，7岁的我到沈阳投奔姥姥。姥姥家住在沈阳的小北地区，我就在附近的白塔小学上学。
当时，沈阳有个千代田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我求姥姥带我去公园玩，姥姥说：“逛公园的都是日本人，咱们上那干啥去啊？ ”所以，千代田公园是我童年没圆的梦，日本投降后我才有机会进去看看。
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小西路上的亚洲电影院。那时候我舅舅在日本工厂上班，谁对日本人顺从，谁干得好，就给招待票，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我小，舅舅经常带我一起去看。我记得看过一部叫《迎春花》的电影。大意就是一个日本青年同时爱上两个女孩，一个是中国女孩，一个是日本女孩，男主人公最后决定和中国女孩在一起了。现在想想，那部电影其实就是用爱情故事做壳，让我们坚定“日满协和”的信念。那时我想，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结婚也挺好的啊。
我当时看了不少电影，记不住名字了，大意都是宣传日本好，日本和“满洲国”人友好的内容。
日本人毁了我的乐园
江群
出生于1927年2月18日煤气公司离休干部
我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小时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家附近的博物苑。最吸引我的倒不是里面的珍贵展品，我主要是去看里面的花花草草和各种鸟。
南通虽然不大，但博物苑却建得很大。里面不光有展品，还有五颜六色的植物，很多小动物，当时参观的人可多了。对于我来说，那里就是乐园。
1938年，南通被日本占了。有一天，在放学路上，我亲眼看见有几个日本人当街把一个女人的衣服扒了，抬到小树林里，那个女人挣扎着喊救命，可谁能救她呢？那个女人我认识，她是当地一个警察的媳妇，长得特别漂亮。我跑回家，和母亲说起看到的一切，母亲流着眼泪把我搂在怀里，嘴里念叨着那个女人命真苦，凶多吉少了。
自从日本占领南通后，我就再也不能到我的乐园里玩了。听父亲说，博物苑惨不忍睹。展品被小日本抢走，不知道运去了什么地方。就连我最喜欢的小动物，也被日本人杀了吃肉。再后来，听父亲说博物苑成了日本人的马厩，没带走的展品被打烂。不光是我们这里，听说南京、上海等地博物馆里的文物、古籍也都被日本人运到自己的国家去了。
后来，我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每次回到老家，第一件事都是参观博物苑。新中国成立后，博物苑得以修缮，终于有了些以前的模样，让我能回忆起小时候它带给我的欢乐。但是，展品大多不在了，我在伤感之余，也对日本人厚颜无耻的抢夺感到非常气愤。
老师总讲给日本兵招魂那些事儿
刘芬子
出生于1934年7月11日铸造企业退休工人
我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的西沟村，因为家里太穷，1940年和父母逃荒到沈阳来。父亲在亲戚的介绍下卖苦力。我从1942年开始念小学。
我父母总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我自己也不怎么爱学习，但觉得在家待着还不如到学校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愿意天天到学校去的。
溥仪第二次到日本请回“天照大神”后，我们基本都停课了，老师从早到晚反复给我们讲日本的天皇多么伟大，“天照大神”多么神灵。我也觉得天皇给我们成立国家，还把他们敬奉的神送给我们，真是太好了。
之后每个月，老师都带着我们一起到现在中华路联营公司的位置去参拜神社。所谓参拜，就是大家站好排，鞠三个躬。我的学校在现在的大东区这边，全校一起走到神社时间挺长呢，鞠完躬再走回来，这一趟至少得大半天。虽然我不太懂鞠躬有啥作用，但不用上课，能白天出来溜达，我还挺高兴的。所以每个月我都特别期盼出去参拜的那一天。我发现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有一次我和同学说起自己的想法，不小心被父母听见，本以为他们会骂我，没想到父亲竟赞同地点点头说，不用那么认真，走个过场就行了。
我那时候为啥不爱上学，因为老师除了教日语，总讲怎么给日本阵亡将士招魂的那些事。那些事和我们的生活太遥远，当时我们还不到10岁呢，听那些事觉得有点害怕。
直到日本投降，我才从父亲那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问父亲，“天照大神”到底咋回事啊？父亲说了两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扯淡。
教堂也不放过
翟伯珍
出生于1930年3月26日企业退休干部
我老家在河北易县。但我今天想说说我亲戚所在的河北正定县的事，因为太惨了，我活到85岁都忘不了，忘不了亲戚跑到我家说起这件事时那恐惧、惊慌的眼神。
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敲我们家的门，声音特别大。父亲去开门，原来是住在正定县的表叔两口子带着孩子。进屋后，表叔好半天都没说出话，表婶更是浑身发抖。我母亲给他们倒了杯水，把孩子们带到里屋，过了一阵子，表叔表婶的情绪才缓过来一些。
原来，日本鬼子打到了正定，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有一家老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日本兵放过孩子，结果日本兵当着老人的面一刀把孩子砍死了。鬼子把杀人当游戏，越玩越上瘾。表叔趁乱逃了出来。我父亲边听边叹气，母亲也跟着掉眼泪。
表叔一家在我家住了下来，父亲不断带回正定的消息，不过从来没有好消息。有一天晚饭的时候，父亲说起正定的天主教堂成了当地人的庇护所。因为教堂里有其他国家的人，日本人还没敢把那怎么样。又过了几天，父亲听人说日本人到教堂讲条件，让把妇女交出来。教堂的几个负责人断然拒绝，日本人把负责人抓走了。教堂再也不能保护当地人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听说，从正定跑出来的老百姓，有的去抗日根据地当了兵。
日本人怕我们打扰亡灵
孙洪英
出生于1927年7月28日沈阳离休干部
我老家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孙家庄。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到现在都恨得牙根痒痒。因为我亲眼看过小日本用机关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个情景现在想起来还哆嗦呢。
那时候为了活命，我们村不少人卖力气学日本话。有一次在村口，日本兵来了，截住一个村民。那村民急的连说带比划，很着急，大概就是告饶的意思。几个日本兵看他会说日本话，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但其中一个日本兵还是抬手把那村民一枪打死了。
后来，我母亲和几个要好的乡亲一起逃荒来到大连。我那时住在现在沙河口区的位置，日本人在那儿建了一个神社，我弟弟小，顽皮，走到那里总想进去看看，可是三等公民连神社的边儿都不能沾，好像我们会打扰神社里供奉的亡灵。听说弟弟还想上神社里看看，我母亲和老乡们都说，你知道那里都是谁的亡灵不？就是杀我们的那些日本人。他们害我们害得还不够啊？还进去拜？早晚不给它砸了都不解恨。
家乡的八门被日本兵占了
李挥
出生于1931年12月12日军工企业退休干部
我老家在苏州。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城里是归日本人管的。听老人说，淞沪会战后，国军溃败，日军追击国军，占领了苏州，还有无锡、镇江和常州。
说到我们家乡的文化设施，我觉得最著名的是古城八门。它们是苏州古迹，像盘门、金门、平门等都历史悠久。可是在我小时候，却一直以为这八门是日本建的呢。
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八门的每一个大门都由日本兵把守。城门上、城门下，全是穿着日本军装的士兵。他们看着特别凶，小孩子都不敢跟他们目光对视。
城里人想出城，或是城外的人想进城，只要从这八门中的其中一座通过，都得接受检查。大人出门要带出入证，小孩不用。大人都管那个证叫“顺民证”。而且每次通过大门，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敬礼，不这么做，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轻则打一顿，重则蹲监狱。我看过了不少中国老百姓无辜被打的场面，心里留下了挥不去的阴影，以至于现在还是挺反感日本人。
被日本兵控制最严格的是学校。我念的是私人学校，老师教我们英文，日本兵随时到学校抽查。如果英文书被日本兵发现，就会立即封校，把学生都赶回家去。有时候他们还检查我们学日本话的情况，答不出来就得挨打。有一次，日本兵到学校抽查唱日本国歌的情况，我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被一个日本兵狠狠打了一个耳光。（记者 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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