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著名男配角,作风简单粗暴,鲁莽却又忠诚率真,是典型的大宋男儿。根据考古结果,他应该像当时的北宋男子一样,穿着交领或圆领的长袍,打架、打仗或者打虎的时候,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袖子一捋,抡着板斧或者赤手空拳往前冲。从中国服饰史来说,宋服沿袭了汉服,简洁质朴,“很中国”。
但笔者近日读到一位老人关于“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期间的回忆,当时这位名叫翟鸿起的老人还是一个小学生,他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水浒传》,李逵拿着板斧,穿的是日本和服,讲的是日文,连唱带说。
李逵为什么穿和服说日语?其实,这个小小细节,却能折射当年日寇侵华的巨大野心:不仅让中国“亡国”,还让中华民族“灭种”。
一
1942年8月,伪“满洲国”铁岭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徐渐久事件”。
徐渐久是伪满铁岭市的市长,精通日语,自然在当时情形下颇受日本人重视,但他毕竟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这一天,伪铁岭市公署召开署期教员讲习会,会议的议程有市长训话。徐渐久登台训话时,先说些套话,一边说一边观察会场有没有日本人,没发现,他又小声问在座的老师们:“今天有日本人来吗?”老师们回答说没有。于是徐渐久开始讲些真心话了,其中有一句牢骚:“叫我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
“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与太阳神,被奉为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最高神。古代日本人每次饭前都要说:要感谢天照大神。日本人霸占东三省之后,开始让中国人供奉天照大神,尤其是1940年,伪满皇帝、日本人的傀儡溥仪奉命从日本捧回来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八坂琼曲玉、八咫镜、草稚剑),并在伪满皇宫修造了“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并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勒令东北人民信奉参拜。溥仪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带头参拜“建国神庙”。伪满还以法律条文规定: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者,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
日本人的神,竟让中国人如此供奉,难怪徐渐久会有“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的愤慨。
徐渐久讲完这番话的翌日,被日本人逮捕了,旋即按伪治安法规定,说他对“建国神社”不敬,以“大不敬罪”判处七年徒刑,其他在场的教师也全被拘留。徐渐久此后下落不明,研究者认为,他应是被日本人秘密处死了——在当时伪满,日本人是太上皇,掌握了一切权力,连“皇帝”溥仪都要对他们俯首帖耳,更别说一个伪市长了。
“九一八”之后,日本人给中国东北带来了无穷的苦难,荼毒生命、经济掠夺之外,他们还试图让东北人忘记自己的祖宗。
史载,日本侵略者废除了中国东北原有的教学秩序、教学内容和教材。成立了由日本人担任首席编审官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出版了大量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将日语列为大、中、小学的主课,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毁殆尽。
例如,东北小学生一入学,就被强迫背伪满“建国宣言”:“向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物产丰饶,实为奥府”,胡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单独开国,并且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一旦说是中国人,就是“反满抗日”,将被逮捕,遭受酷刑。
又如,在课程设置上,把日语和日语教育摆在突出地位,日语被列为“国语”,把汉语改为“满语”。伪满的“新学制”规定,学习日语不单纯是掌握一种语言、文字,而是要“把握日本精神的真髓”,学生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资格。
在台湾,在东北,在华北……日本人进行残酷武力侵略和疯狂经济掠夺的同时,这种毒辣的奴化教育,也始终在进行。因此,他们能让李逵在电影中穿上和服,能让“日语”变成伪满“国语”,能让沦陷区的一些学校,强迫师生剃光头,戴战斗帽,腰后系一条毛巾,以表示支持“圣战”的决心……
二
日本人不在场,徐渐久才说了那番话,但为什么那么快就被日本人知道了呢?当然,是汉奸告密。
没有汉奸,日本人不会在中国那么屡屡得逞；没有汉奸,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也无法顺利推动。
说起奴化教育,不得不提一个名叫缪斌的汉奸。
缪斌是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此人颇有才华,26岁时就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但因贪污渎职被去职。日本人打过来后,他迅速当了汉奸,他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一般的汉奸——他成为日军全面侵华后奴化教育的具体执行者。
日本人通过控制“新民会”来进行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新民会的中央机构设在北京,会长由大汉奸王克敏兼任,缪斌任中央指导部部长,实际成为伪新民会的“理论家”。
伪新民会组织庞杂,触角渗透到城市、乡村、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等各个领域,一开始它把自己定位为“民众教化团体”,充当着奴化教育的积极吹鼓手。作为“理论家”,缪斌宣称:“新民主义主张用文化使天下民化为一民,同时使天下土化为一土。因为天下之公物,也不是某某国家可得而私有的。”这话极其无耻,粉饰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并诱骗人民放弃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服服帖帖地当日伪统治下的“顺民”。缪斌又宣称:“新民主义的中国即是王道政治的中国,所以我们的教育,永远是要适应着这一大国策。一切教育,通以造就王道国家的政治人才与一般国民为最高目的。”这话同样极其无耻,就是企图通过奴化教育,为傀儡政权培养所谓“政治人才”和恭顺服从其统治的“顺民”。
汉奸的无耻,在于数典忘祖,自己当大汉奸,还想别人都当小汉奸——他们倒不希望有太多大汉奸,原因很简单:避免在主子那里失宠——他们有一整套理论,自慰,再试图麻醉他人,给沦陷区人民洗脑,消除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让他们按侵略者的意图,活着,奉献着。像缪斌这种饱读诗书又懂传播技巧的汉奸,危害远远大于陈佩斯在小品中演绎的那种扣着礼帽、马褂敞开、斜挎驳壳枪盒的汉奸。
这种文化汉奸或曰斯文败类还有很多,譬如从小诵读经史、以东坡自许的梁鸿志,又如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王楫唐。
王楫唐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殿试高中二甲第五名进士,被授予兵部主事。可见读书是不错的,但跟缪斌一样,此人也是执行日本主子在沦陷区推动奴化教育的大汉奸,无耻到了极致,1940年,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王楫唐设宴欢送,致欢送词中,称赞板垣征四郎功高勋著,此次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活脱脱的“认贼作父”。
“七七事变”之后,王楫唐出任伪职,曾先后两次去日本,他参拜了靖国神社,叩谒天皇裕仁,奉献大批中国名贵古玩书画以示忠顺；归国后曾写诗抒感明志,其中一首诗称:“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由衷赞扬日本军阀征服世界的迷梦,更自称“外臣”,奴颜媚骨溢于言表。他到处发表演讲,奴化国人,并训诫伪军“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在华北一众汉奸中,对日寇极其驯服忠顺且为害最大者,当属王揖唐,华北人民无不恨之入骨。
汉奸之间,也为争宠互相攻击,王楫唐虽然在日本人面前是条听话的恶狗,但贪污暴敛,结果被另一个大汉奸王克敏给举报了,日本人将王揖唐改授虚职,他在去职时发表演讲,还无耻地说:“华北为大东亚建设中心,应担负起兵站基地之任务,把人力物力、精神总力供献给日本。个人无论在野在朝,均为大东亚战争而努力。”
1948年9月10日,71岁的王楫唐在北京姚家井第一监狱等来了自己的末日。当时他躺在竹编长躺椅上,被抬到刑场,声泪俱下,大喊饶命,身中七弹,方才毙命。
三
读历史,一些“真假”汉奸发人深思。
川岛芳子,人人皆以为这是日本间谍,其实她是中国人,本名金壁辉,1948年春,她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枪决。
李香兰,人人皆以为这是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她以汉奸罪被捕,其实她是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因证明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幸免,被判无罪,释放回国。
今年距抗战胜利,已经七十年了,李香兰也不在人世,在现代很多人看来,李香兰就是一个才貌双全的明星,她当年唱的《夜来香》,今天很多人还很喜欢。但是,中国人不能忘记,在当年日本人试图让中国人“亡国灭种”的企谋中,李香兰是个重要角色。
李香兰的祖父山口博酷1906年举家搬到东北,1920年李香兰在沈阳近郊出生,那时她还名叫山口淑子,13岁的时候,她认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从此有了“李香兰”这个中国名字。
她天生丽质,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很快就被日本人相中了,被包装成为“满映”的女明星。满映,即“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这是日本人侵占东北后成立的一个电影机构,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强烈的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以电影艺术形式,扮演奴化教育的急先锋。
“满映”生产的影片大致分为“娱民电影”、“时事电影”和“启民电影” 三种:“娱民电影”类似于故事片,一是利用黄色内容吸引和毒害观众；二是赤裸裸地充斥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内容的影片；“时事电影”就是新闻片,当时有“满映通讯”(日文)和“满映时报”(中文),以一周或一天间隔,快速报道日伪统治现状,配合形势进行宣传,各电影院放映故事片前都要放上一两个这样的片子；“启民电影”主要是宣传、教育片和纪录片,其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李香兰主演过很多“满映”炮制的电影,例如《支那之夜》,故事讲述中国女子桂兰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家也给烧掉了,所以她痛恨日本人。一次她为日本醉汉所缠,男主人公此时出现了,是一个名叫长谷哲夫的日本船员,他为她解围,并且把她带回旅馆,让佣人照顾她。桂兰仍然对日本人非常敌视,不过日本男主角“以德报怨”,当她患病发高烧时,长谷哲夫整夜未眠,对她仔细照顾,她仍不领情,后来长谷忍无可忍掌掴了她一巴掌,并痛斥她要她“清醒一点吧”,这一巴掌把桂兰打醒了,她不单不再仇视日本人,还深深爱上长谷,与他结婚。后来因为长谷在一次航运中,为中国军所袭击而不知所终,桂兰伤心欲绝,幸好长谷还是平安归来。这部电影拍摄于1940年,正是中国人奋起抗战的关键时刻,日本人的森森恶意,不言而喻。
李香兰另一部有名的电影《热砂的誓言》,她扮演女主人公芳梅,中国姑娘,是来往于日本和东北学习音乐的中国北京公司社长的女儿,她爱上了男主人公,继承兄长的遗愿来东北在“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李香兰扮演的芳梅,一个纯情可怜的中国女子,内心挚爱日本男子,对后者进行了全身心的奉献。无论是《支那之夜》,还是《热砂的誓言》,这种中国女人爱上日本男人的电影,无疑寄托着日本人对中国人赤裸裸的一厢情愿的麻醉:看啊,日本是男人,中国是女人。中国人必须依赖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爱中国人的。
以纯真可怜的中国女人面孔出现的李香兰,麻痹了大量中国人——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谁都以为这是一个中国演员的本色演出。
当历史的硝烟散去,一些糊涂的国人又开始抛开所谓“政治的偏见”,来重新评价李香兰的艺术成就,并说如果不考虑当时中日两国交战的背景,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其实更多是在宣扬爱情至上、真爱无敌。但是,怎么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评价人与事呢?连李香兰恢复了山口淑子本名后,在自传中都这么写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四
历史铭记了一个中国小学生的面孔:
1932年3月,日本人闯入奉天省立第二小学,强令师生集会举行所谓建国庆祝会,并迫使师生呼喊 “大日本帝国万岁”口号。这时,三年级学生高麟府突然在队伍中振臂高呼:“打倒小日本!”
高麟府被日本人当场杀害。但在沦陷区,中国人对奴化教育的反抗,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些反抗或大或小,或激烈或隐蔽,有个人也有群体。
有老人回忆说,在伪满时代,每当校方命令他们高呼“满洲国万岁”时,总有人嘹亮地喊“满洲国完事儿”。针对日寇强行推行的奴化教育,中国师生或用两套课本,或者结成读书社,传承中国文化；师生背地里传唱爱国歌曲,一直唱到日本投降；在华北游击区,甚至还有“地下小学”,在荒村,在地道,在青纱帐,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教授中国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祖先……史料记载中,日寇杀了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焚毁了那么多中国的图书报刊,但始终无法扑灭中国人心中的火种,始终无法把他们变成奴隶。
当年在电影中看到李逵穿着和服的翟鸿起老人,回忆说:“抗日胜利后,语文课张老师一上讲台就说:‘同学们,你们从小学一年级到今年为止,已经受了8年的奴化教育。’一听这话,四五十个同学开始交头接耳。原来这8年来学的日语,都是奴化教育的阴谋,我们心里难受得不行,好多同学都哭起来了……”
李逵穿和服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但这段历史,也逐渐被人淡忘了。应当铭记这段历史,像铭记抗战期间国家民族蒙受的巨大苦难一样铭记这段历史——为了“李逵”不再被换掉属于他的衣裳。（关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