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上百名中小学生用读书来抗日

孙萌老人回忆“星火”读书会。

当年花喜露赠予孙萌的《妇人与社会》。

当88岁的孙萌老人翻开当年恩师所赠之书，一下子又回到了70多年前她还叫做“赓芝”时参加“星火”读书会的那个少女模样。

当年，一群青年组成的抗日文学团体“星火”读书会，活跃于沈阳、营口、盖平、本溪等地，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这也是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针对文学界抗日人士的最后一起大惨案。

一群青少年自发开展抗日文学活动

6月9日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北四经街16号，一幢四层小楼的老建筑里，88岁的孙萌老人坐在卧室的床边，一伸手就拿到了枕边的《妇人与社会》，这是她的老师花喜露当年所赠。

老人说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但书的扉页上写于几十年前的一段文字，她却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读出来：

“这是1945年我离家时带出来的唯一一项 ‘财物’。以后在战争环境里，跟着党东撤西行，许多东西都轻装了，而这本与我别有渊源、视同生命的书，却一直保存在身边。如今它已成为我过去的唯一物件和回忆的线索和见证了。更重要的是，这书是花喜露的赠予，我对这位启蒙老师，有着永远不能忘却的怀念。赓芝”。赓芝，就是孙萌当年的名字。

十几岁的女孩侯赓芝，就是经由这本书、这位老师，与一个叫做“星火”的文学团体和一个叫做“桃园工作”的大惨案联系在了一起。

70多年前，一群青少年因爱书、爱文学而走到一起。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传阅进步书籍，编印秘密报刊，汲取“五四”新文学的营养，启迪爱国主义思想，抵制奴化教育。他们打破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统治，团结了上百名中小学生和社会青年，传阅书籍，自觉开展反满抗日文学活动。

1944年至1945年，日伪当局以“通过读书研究文艺，发表作品，巧妙地向一般知识青年宣传抗日思想”为罪名，分别在长春、吉林、沈阳、本溪、海城、熊岳、瓦房店、盖平（今盖州）等地对“星火”同人实施逮捕，案件代号为“桃园工作”。 1956年，在沈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前伪满洲国警佐、日本人前渊秀宪供认称，他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对“桃园工作”中逮捕的300余名中国爱国者进行过监禁拷问。

“星火四友”做带头人

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何以能组织起一个如此庞大的反满抗日组织？像孙萌一样，他们走上这条道路，都与“星火”的几个带头人有关。

1936年，盖平县四位年轻人花喜露、于家麟、李光海、王克范共同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创办了《行行》、《星火》等刊物，宣传反满抗日思想。 “星火”抗日文学团体由此得名。四位创始人被称为“星火四友”，其中以花喜露和于家麟所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花喜露，笔名田贲、灵莎等，1912年出生，1934年从位于海城的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回到原籍盖平县任教。于家麟，笔名驼子、条条等，1917年出生，“九一八”事变后，因不能忍受日伪的奴化教育，愤而退学，在家自学和从事文学活动。

“星火四友”中，花喜露和王克范是中共秘密党员，于家麟和李光海是国民党地下党员，他们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主义影响身边的青少年，但同时，他们之间也有着比较深厚的友谊，因为大家反满抗日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1941年后，花喜露赴沈阳开展工作，把“星火”的影响力带到了那里，而在于家麟的领导下，当地的读书会继续发展。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领袖李昌毓、第二国高学生领袖臧永昌和女子国高学生侯赓芝等带动起了新一批“星火”同人，自发创办了一批反满抗日的油印刊物，比如一高的《大地》、二高的《辰星》等，几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向这些刊物投稿。读进步书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于是，于家麟等人在1943年创办了秋灯书店，作为传阅进步书刊、联系更多同人的阵地。

至少十人被害身亡

“桃园工作”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最后一起对文学团体实施的大惨案，被捕者无不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打成终身残疾，有至少10人在狱中或者出狱不久重伤致死。这些为了民族解放牺牲了生命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王克范，笔名矜人、竹人，被捕后饱受酷刑折磨，死于伪满奉天北陵留置场。 1985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万庆文，笔名葛雷，盖平归州小学、熊岳康宁堡小学教员，被捕后被扔进大石桥日本宪兵队的狼狗圈，被狼狗活活咬死。

张吉宽，笔名殷拳，吉林师道大学学生，被判刑20年，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不久去世。

王盛伦，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1944年5月被捕后，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受酷刑致死。

门恩义，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1944年5月被捕后，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受酷刑致死。

许庆春，营口义和利汉药店学徒，于1944年被捕，受酷刑致死。

许默语，笔名噩疋、魔女，曾在《诗季》发表诗作《春》等，于1944年被捕，受酷刑致死。

李勤圃，1893年生，商人，盖平县秋灯书店经理。 1944年5月被捕，因受酷刑出狱后不久去世。

杨伯甫，1925年生，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被捕后受酷刑致疾，出狱后不久去世。

从不后悔参加革命

而所有付出生命的“星火”同人中，花喜露的牺牲最值得大书特书。

朋友们眼中，“他作风朴素，不修边幅，阔鼻大眼，炯炯有神，热爱学生，平易近人，藐视权贵，刚直不阿。性豪放，重感情，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所以，他的身边永远聚集着一群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

1944年4月28日，花喜露在沈阳被捕，此时，他的女儿出生仅仅14天。被捕前他曾经留下一句话：“如有不幸，到我为止。”这是一句承诺，意味着他在沈阳的所有党的组织联系都不会因他的被捕而暴露。

关押期间，花喜露是伴着吊大杠、过电、压杠子等酷刑过来的。日本特务机关想从他身上挖出辽南地区党组织的线索，但却一无所得。沈阳的党组织也安然无恙，地下情报网运转如常。东北光复后，花喜露得以出狱，但已重病缠身，于1946年6月13日去世。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狱中，花喜露写了很多诗，在一首《我是王》的诗中，他写道：“……我是王，把生命发出万道光，毁掉这恶牢的万道墙，跳到大路的当央，要活，就要有主张，死也死在主张上！ ”

从1946年离开家参加革命，孙萌老人一生颠沛流离，际遇坎坷。

采访中记者问她：“选择了这样艰难的革命道路，有没有后悔过？ ”老人坚定地说：“不后悔！ ”

抚摸着当年恩师所赠图书，老人似在喃喃自语，也似在与当年的往事对话：“花老师，我一辈子都对得起你！ ”（记者 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