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图分别为大同报文艺副刊《文艺》（左）、《艺文》（右）刊头。
这两个特刊代表着东北沦陷时期文坛的两个重要派别，“艺文志”派与“文丛”派。有学者认为两派的论争造成了文坛的分裂，也有学者认为派别间的积极竞争使文坛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从1942年到1944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连续3年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把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的主要措施。中国学者王向远在其《日本侵华史研究》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大会的全过程。
“宣扬皇国文化”是会议的宗旨
第一次大会于1942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会议向“满洲国”、“中华民国”（汪伪政权）、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的作家发出了邀请，但实际上参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的代表。起初，大会的名称定为“宣扬皇国文化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也许是因为过于露骨，最后改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无论如何，“宣扬皇国文化”才是会议的真正宗旨。
虽然会议经过了精心准备，还通过了 “大会宣言”：“树立大东亚精神并使其得到彻底强化，这是我们在此讨论的根本的、紧急的问题，能够确立这一坚定的信念，令人不胜欣慰。”但会议组织者最大的遗憾在于，参会的中国代表中，有影响的大作家几乎没有，参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日本人一户务如此说：“中国作家理解日本文学的人还不少，现在都到了重庆方面，请也请不来……那些作家中，实在有优秀的人物，但愿他们能够尽快地了解日本的真意，为大东亚文化而努力。 ”
会议主题与侵略相同步
第二次大会于1943年8月在东京举行。这一年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场上步步失利的一年。在此情况下，会议改称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充满火药味，暴露了日本对战况的焦虑心态。
虽然会议的宗旨是“畅谈决战必胜的信念”，但当时各国的“大东亚文学”现状却始终无法令日方感到满意。比如，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认为，“现在的中国文学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在中国南北沦陷区进行特务活动的林房雄更是强烈地表示了对中国作家的不满：“迄今为止的文化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倒是起了副作用。 ”
有的奉迎有的敷衍
第三次大会于1944年11月在中国南京举行。这个时期，已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灭亡前的垂死挣扎阶段，但会议仍延续着“决战必胜”的老调。
这次会议虽然人数不少，但显得冷清、空洞，也更程式化。代表们的发言大都是陈词滥调，缺乏新意。尤其是中方代表的发言令日方非常不满。日本作家高见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几乎没有注意听。他们时时歪着脑袋，在看桌上的杂志和报纸……‘满洲国’的代表张口就是‘如今是激烈的战争’，净是些千篇一律的演说。 ”
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家成分很复杂，有的在抗战胜利后被判定为汉奸，受到了惩处。但更多的人则是由于种种原因被动陷入了这个泥潭。他们的发言有拍马奉迎、歌功颂德，也有很多只是敷衍了事的废话和套话。
王向远先生认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这些人的行为都是可耻的，是不能被原谅的。（记者/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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