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丁手迹。在这首赠日本作家的诗中，他大胆地说出“君爱大和子，我爱黄帝裔”。
颇受争议的伪满洲国文坛“执牛耳者”作家古丁。
“今夕复何夕？我乃黄帝子，君乃大和裔。君爱大和子，我爱黄帝裔。 ”在今天看来，这首诗仍然带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
然而，诗的作者古丁，却因曾是“满洲文坛执牛耳者”而颇受争议。回到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东北沦陷区作家“面从腹背”的文学创作背后，有着无尽的苦闷与挣扎，也从没有放弃过抗争与呼喊。
在短短50年生命的最后15年里，作家古丁埋首于评剧研究和戏曲改革，再不谈文学，直到1964年去世。而在他去世20年后，其子徐彻促成了《古丁作品集》的出版。他们没有流亡到关内，没有因文学获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他们又不是汉奸文人，始终充满着爱国的情怀。他们挣扎在隐忍与抗争的灰色地带，同时也成为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灰色地带……
日本人拉拢他们但也侦查他们
有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对东北沦陷区文学讳莫如深，即使有肯定，也只限萧红、萧军等少数作家，甚至有的研究者将沦陷时期的东北作家笼统定性为“汉奸文学”。
东北沦陷区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日伪统治者的严密监视和粗暴干预之下，创作者往往只能用十分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主张，有时甚至要采取表面上与日本人合作的态度。而日本殖民统治者在残酷镇压的同时，也需要制造一种文坛的繁荣局面，因此，一些有所建树和影响力的作家成为被拉拢的对象。
这些作家的创作和人生轨迹因此处于一个复杂的灰色地带：他们没有极少数汉奸作家那样的卖国之心，但又无法摆脱侵略者的纠缠。他们不希望沦陷区的文坛沉寂下去，可要想让作品发表出来，就必须与统治者虚与委蛇。他们要想借助于侵略者控制的报章，所以就只能选择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
可以想象，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内心是非常苦闷与挣扎的。作家爵青曾因给日本关东军当过翻译而被视为汉奸文人，但学者蒋蕾在对爵青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读他的作品，基本上找不到媚日话语，弥漫着一股虚无主义，表现出对现实、对战争的冷冷的态度。 ”据当时与爵青相熟的作家李民回忆，每次爵青担任完翻译之后，回家常喝得大醉。李民说：“当时的翻译多得是，之所以让作家去当翻译，是为了给他抹黑，也是一种恐吓。 ”
而事实上，在日本人眼中，他们仍是相当“敌性”的一群。当时伪首都警察厅曾对作家古丁设专案小组，认为他“面从腹背”，按月调查他的言行交往，逐件分析他的作品，始终把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他们始终在进行精神抵抗
在这些作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 “满洲文坛执牛耳者”的古丁，因为曾经被迫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他的评价始终颇有争议。对他的解读，也因此最能代表东北沦陷区作家群的样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作家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情绪，随即遭到残酷镇压。以1933年年底的《夜哨》事件为分界点，进步作家被迫流亡关内，其后，罗烽被捕入狱，金剑啸等人被杀害，1935年、1936年的文坛陷入一片沉寂。
1937年，年仅23岁的古丁发表《大作家随话》，面对死寂的文坛大声疾呼 “要冲破大寂寞，驰骋大荒原”。同时对日伪当局的高压统治提出了大胆指责：“连买《辞源》都是犯罪的”，哪能产生鲁迅式的大作家，“满洲倘还需要文艺，至少得给予作家预备军以读书和思索的自由”。
其后，古丁参与创办《明明》杂志，提倡朝着“没有方向的方向”的“写与印”，这与以山丁为代表、提倡“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作家群发生了论争。这场论争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坛的分裂，但也因为这种写作、出版的竞争，使当时的东北文坛出现了短期的繁荣。作为这次论争参与者的作家王秋莹，虽然当时是反对“写与印”的，但多年后对古丁推崇有加，认为他对于推动东北文坛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丁曾在伪满洲国政府做过低等“统计员”，为了疏离政治，他弃政从文，开办“艺文书房”，专门从事文学出版事业。
蒋蕾遍读那一时期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得出了“高压之下，精神抵抗”的结论：“绝大多数的精英作家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面对日伪统治者的高压政治大多表现出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以直接或曲折的方式进行着精神抵抗。 ”
他们的文学创作同样有价值
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以古丁为代表的这一群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才陆续进入学术视野，并且，研究者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出发，对他们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评价。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燕和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刘持相似观点——“古丁的杂文、小说和诗歌，都有一种冲破牢笼的愤怒，特别是杂文，继承了鲁迅的风格”，“古丁的文学不仅是伪满洲国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延长线上的一种存在，如果把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他笔下的人物谱系和形象系列，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中国华侨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万华认为，古丁强调民族诗魂的传承，力图给窒息于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新文学注入一股强悍的生命力。针对当时“用日语去写作的呼声”，古丁表示“我是绝不想用日文写的”，在殖民当局处心积虑奴化人心、同化语言的环境中，古丁强调固守民族文化的精神底线，其反抗意识是非常明显的。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冈田英树保存了一份古丁当年在一次宴会上给日本著名作家浅见渊的赠诗——“今夕复何夕？我乃黄帝子，君乃大和裔。君爱大和子，我爱黄帝裔”。他因此对古丁非常敬重：“他极力申明自己是炎黄子孙，即使半醉，也不忘抒发浓重的民族情感，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 ”
然而，古丁们仍然绕不过去一个事实——曾经出席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污点以及报章上的一些迎合殖民统治的言论。对此，以王向远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在全国民众抗击侵略的大背景下，当广大的文学家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未来而积极投入抗日洪流的时候，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可耻的附逆行为。 ”以司马长风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关于与敌伪合作的作家以情节严重者为限，例如或任重要的伪职，或撰文歌颂敌伪。至于在敌伪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或挂名参加敌伪时期的作家组织……不忍一概以汉奸指论。 ”
也许，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对古丁们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记者 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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