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镇压爱国文艺活动的三起典型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占领东北的步伐。1932年3月，在日本殖民者的扶持下，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溥仪心甘情愿当这个儿皇帝，可东北民众可不愿意当亡国奴。不少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思想，号召东北民众反抗侵略，不接受“新国家”。然而，日本侵略者因为惧怕爱国人士的力量强大，影响政权的巩固，因而对爱国人士的文艺活动进行疯狂镇压。本文列举三个事件，其实在当时，日伪疯狂镇压爱国文艺活动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

“六一三”

事件

1936年6月13日，日伪军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实行大逮捕。仅第一批抓捕人数就达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继续在各地抓捕，总人数达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人。被捕的爱国志士中，有黑龙江民报社长王复生，《大北新报》画刊社编辑金剑啸，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宪章 （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常委），伪龙江省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以及教师麻秉钧、王柱华等人。

日伪当局对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进行残酷刑讯，据时任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打等酷刑残害被捕者，有的被当场迫害致死。在日本宪兵队审讯王宪章时，他高声怒斥敌人：“士可杀不可辱，头可断不可侮”，并挥拳与敌搏斗，当即被宪兵枪杀。

1936年8月，王复生、金剑啸、麻秉钧、王柱华、阎达生5人被判处死刑，26人被判徒刑。 10月，日伪对丁立足等52名在哈尔滨被捕者，判处死刑15名，无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缓刑。

“四一五”

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伪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据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张瑞麟回忆，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与交通员艾风林根据市委决定，假扮夫妻建立临时家庭，以掩护地下活动。其行动被伪哈尔滨警务厅特务科密侦郎树勋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中，冯策安出卖了原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刘芳声。日伪军随即逮捕二人，并从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结义金兰谱，他们认为这是中共地下组织名单，于是按名单抓捕了赵魁（中共党员）等12人。

日伪抓捕冯策安时，将同院的口琴社职员唐嘉伟捕去，唐供出口琴社活动及其成员。于是日伪在4月 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员 10余人，并将这一事件当成共产党案件上报伪中央警务司。

日伪对“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尽酷刑。仅法政大学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讯致死。

“一二三〇”

事件

1936年6月，一批爱国青年在 “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成立“读书会”，启发学生爱国意识。

1941年12月30日，日伪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镇压。

日伪当局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受刑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

除酷刑摧残外，日伪当局还采取 “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被折磨得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崔立福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从1942年到1945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伪军残害致死。（记者/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