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作是因为我想表达自己是中国人

李正中向记者讲述他在伪满洲国时期的人生经历。

作家李正中。

6月15日上午，记者前往辽宁省北镇市采访正在当地疗养的著名作家李正中。出生于1921年的李正中，是东北沦陷时期作家中少数仍在世的一位，如今，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在静谧的小院中，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日本殖民东北时期的经历。

初见李老，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和蔼可亲。他谦虚地对记者说：“我待会儿和你讲的，如果哪些不符合你们的需要，你大可立即打断我。 ”每一次记者提问，他都略加思索，认真作答。

为了更真实、更完整地呈现李老的回忆，我们用口述历史的形式呈现此次采访。

因老师们的牺牲而觉醒

我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父亲是当地第一批免费念师范的学生，后来做了教员。我的舅舅是吉林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做了语文教员。我记得父亲很喜欢看书，舅舅不但各种读物看得多，没事还喜欢自己写文章。他们爱看书、爱写作的好习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说实话，那时候父亲和舅舅并没有有意地启发我或给我指明写作的方向。真正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产生影响的是学校的老师们，还有一位远房亲戚。

这话要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1931年9月18日，我还在念小学。后来偶尔听家人和邻居聊起“九一八”事变，他们的态度很冷漠。现在想想，东北在当时真是个特殊的地方，从古代开始，总是发生战争，日本和俄国打仗也跑到咱们东北打。日子久了，老百姓对“又打起来了”感受并不十分强烈。再加上当时的伊通县消息闭塞，我也和长辈们一样，对日本人入侵并不关心。

直到1936年，我考上中学，老师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吉林市只有三所男子中学——省立第一中学，我所在的永吉县中学和毓文中学。毓文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主张抗日，很多老师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有一次，毓文中学的李校长和很多教员上街游行，向民众发放反满抗日传单，遭到逮捕。那次，一下子牺牲了10多位老师。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不是打仗而已，是占领了我们的地方啊。

我们学校的老师，虽不像毓文中学的老师那样激烈反抗，但也会在课堂上给我们宣传爱国思想。我的两位恩师李文信和孙常叙经常告诉我：“我们是中国人，不管日本人怎么奴化我们，一定不能倾向于日本文化。 ”每次说起祖国，他们的言行举止都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鼓励我用笔表达情感，于是，我开始从写旧体诗转为写一些散文，我想表达自己是中国人，想代表中国人写东西。

另外，我的老师一直拒绝使用伪满洲国编纂的教材，而坚持使用上海书馆出版的各种教材，让我感受到中国文人身上的爱国气节。

另一个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一位远房亲戚，他是左翼作家。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与人合开了一家旅馆，那个亲戚在旅馆住了一段时间。每次他在房间里念自己写的诗，我总好奇地跑过去看。他也把我当做一个小听众，不但念给我听，还问我能听懂吗，如果没听懂就给我解释。今天想来，他的诗是提倡自由平等的，有鲜明的进步色彩。

后来，我也透过写诗来表达追求人间正义光明的强烈愿望。在我的诗集《七月》的后记中，我写出了心底的声音：“什么时候，我能够远离了我抑郁的思绪，向太阳底下放纵全盘的欢乐，忘掉了昨日，忘掉了那许多无用的幸福呢？ ”

把悲痛愤恨的心情写进文章里

1938年我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入读电气系，希望毕业后到丰满水电站当工程师。但事与愿违，父母有一天对我说，即便攒了很久的钱，也不够支撑我念完大学。看着父母悲伤的眼神，我重新报考了新成立的长春法政大学。

进了大学，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对日本人的认识和了解也比以前多。我目睹了中国人不许吃大米，否则就是经济犯；知道了日本人制定许多法令，用以降低中国人的地位。我把悲痛、愤恨的心情写进文章里……因为经常投稿，我认识了不少报刊的编辑。一次，在交流想法时我发现，他们和我一样，都希望通过文学抒发对日本侵华的愤怒。有的编辑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于是，大学的那几年，我一直处于白天上课、晚自习写作、深夜看进步书籍的状态。

当时，我们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得知上海内山书店有许多进步书籍。于是，我给书店写信，希望能买书。很快，书店回信说，由于日本的限制，上海读物无法进入伪满洲国。不过，因为内山书店在日本东京有分店，可以与他们联系，他们会定期邮寄目录，选好书后可以从日本寄过来。那几年，我经常在 《泰东日报》、《大同报》、《盛京时报》、《满洲报》、《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作品，稿费基本都用于购买进步书籍了。

因为写作，我结识了不少作家。他们中几乎没有亲日的，更多的人都是写鼓励读者不做亡国奴、反抗日本侵略的文章。但是，当时的环境，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发表呢？所以，都是在小范围内传阅罢了。

日本人随便抓捕中国作家

1941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伪满长春地方法院任法官。这是后来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今天，我可以坦诚地讲，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我是独生子，父母依赖我生活，而日本人给法官的待遇很高，每个月的起薪点是150元，当时一般的政府职员工资不到100元，劳动力每月不到50元。第二，我希望在法官身份的掩护下，安心写作，并帮助一些中国人。

因为大学时发表了一些作品，我被吸收到“满洲国文艺家协会”。但每次开会都是日本关东军主持，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经常找借口不参加活动。

我曾目睹不少作家毫无来由地被关东军带走，和绑架一样。怎么去的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总之，抓你的人问你最近写了什么，过十天半个月再把你放出去。讽刺的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制定了许多法律，可抓进步作家的时候根本不用法律做依据，随便抓人审讯。

那些年，我没停止写作，为了隐蔽自己，又能使作品顺利刊发，我不断变换笔名：柯炬、韦长明、李征、郑中、郑实、杏郎、葛宛华、万年青等。法官身份和隐晦写作这样的双重保护使得我写的文章顶多不被出版或被撕掉，从没有因此被抓走过。

但别的作家就没我那么幸运。有时，日本关东军会指定时间、地点，强迫作家去采风。比如，有的作家被派到抚顺矿山，写老百姓生活多么“幸福”；有的作家被派到松花江边，写物产多么丰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也强迫作家发表意见，当然，写的内容必须是祝贺日本的又一次胜利。他们违心地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知道他们在私下里表达过痛苦、复杂的心情。

还有一些作家，采取对日本人不抨击也不拥护的态度。还有的主动迎合日本人，他们经常唱日本歌，跟日本人喝酒，替日本人写作，这样的作家很可耻，缺少民族气节的人写不出什么真挚的文章。

更多的作家，是像我一样小心翼翼地写着沦陷区人民的生活，鼓励民众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至今还有当年的读者联系到我，告诉我正是因为读了我的文章而走上抗日道路。这样的结果，是我最高兴看到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作为一个中国人畅快地写作了。（记者 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