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的先声：1936年百灵庙大捷

红格尔图前线将领旅长董其武和参谋赵宗祥

傅作义部搜索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

当时报纸对百灵庙大捷的报道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在我国北部边疆———今内蒙古自治区百灵庙一带，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华夏的抗日战役，这次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不断蚕食绥远的嚣张气焰，收复了百灵庙、红格尔图、土木尔台、土城子等失地，振奋了中国军队的抗日士气。

这次战役过去叫“绥东抗战”，也称“百灵庙大捷”，是爱国将领傅作义亲自组织、指挥的。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孙兰峰，当年都曾率领部队与日伪军鏖战过，是百灵庙战斗和红格尔图战斗的前线指挥官。

1983年，本文作者张崇发曾担任董其武将军秘书，多次采访过董其武、孙兰峰及其诸多部属，请他们回忆了“百灵庙大捷”的情况。

百灵庙战役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前，它是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呼声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的有力感召下发生的。战役爆发前后，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因此，百灵庙战役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治纲领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忍无可忍，傅作义将军独立下达作战命令

百灵庙战役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引起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他们在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省，控制了冀东22县之后，1936年春天又指使日蒙伪军侵占察哈尔以北6县，并将冀、察两省特殊化。在此基础上，日军妄想夺取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然后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断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实现其反动的“满蒙政策”。

为实现上述计划，日寇在华北和绥远各地大量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在绥远，日寇就扶植蒙奸德王和李守信，成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政府”；还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了所谓的“蒙古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这些军队，连以上指挥官全是日本人，是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反动军队。

日本帝国主义使绥远地区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激怒了全国人民，也激怒了具有爱国之心的傅作义将军。傅当时是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呼声下，他决心寻找机会，铲除日寇在绥远的立足之地。

1936年6月，《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传到傅作义先生的官邸后，进一步激发了傅作义坚决抗日的决心。《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国内各党各派“都站在同一的战线对付共同的敌人”，“毁家纾难，舍身为国。”傅作义感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正确。这年秋天，在蒋介石50大寿时，他便借机去洛阳向蒋介石陈述了自己准备强烈反击日军及蒙奸的意见。蒋介石、阎锡山主张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对日作战，恐怕引起中日冲突，要傅作义以忍让为主。

但是，日寇及蒙奸的得寸进尺，使傅作义根本忍不下去。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今化德）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以匪首王英、蒙奸李守信两部为主进犯绥远，分三路进击。战争中所需武器、弹药等，均由日方负责，并发给蒙奸德王、李守信、匪首王英各20万元，以资鼓励。11月5日，德王还以“察境蒙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傅作义发通电，无理要求傅作义撤除百灵庙以南的一切军事设施。并扬言：如不能按期实行，将以兵戎相见。很显然，这是日军为出兵侵犯绥远边境制造借口。

傅作义面对战争威胁，一方面积极部署军队，一方面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抗日的决心，唤起民众支持、同情。11月8日晚，傅作义在他的总部会议室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时，坚定地说：“日寇占我察北，占我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如若不打，绥远人民不答应，国人也要骂我们。边疆大吏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傅作义的讲话，得到与会军官们的支持，全军上下取得了一致抗日思想。于是，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的任务，由旅长董其武负责指挥，进击绥北一带敌人的任务，由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指挥。

这就是百灵庙战役的由来。

扫清外围，首先击败日军对红格尔图的进攻

百灵庙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扫清百灵庙的外围，以主要力量攻打红格尔图、土牧尔台和土城子，这次战斗，主要由董其武指挥。

红格尔图是绥远东北的门户，是日伪进犯的必经之地。11月12日，日寇任命民族败类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突然向红格尔图进犯。日寇指挥所和王英的司令部设在土城子村。当时，日寇的三架飞机，轮番轰炸，战幕刚一拉开，就显得十分激烈。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名，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起猛攻。董其武部奋勇抗击，双方战至下午5时，日伪败退。15日晨6时，不甘失败的日军指挥部，派出日本特务田中隆吉亲自指挥，赤膊上阵，共投入兵力5000余人。他们先是野炮乱轰，飞机狂炸，接着是装甲车开路，横冲直闯。先后冲锋七次，都未冲过董其武的防守阵地。到了16、17、18日，日伪军炮、陆、空协同连续冲锋，但仍不能前进一步。此时，董其武部的士兵，为了坚守阵地，常常跳出战壕，主动拼刺刀。双方伤亡都很大。

为了减少损耗，有效地打击敌人。战斗最激烈时（16日），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他要求董其武出其不意，抄袭敌后。董其武便亲自率领部队乘汽车昼夜行动。18日夜20时，各路大军秘密集结到红格尔图西边的丹岱沟一带，19日2时发起总攻，分路包抄，打了日伪军一个突然袭击。战至拂晓，敌人纷纷溃散，连敌人的土城子指挥所也仓皇东遁。19日上午7时，敌人便全线崩溃，红格尔图战斗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红格尔图战斗中，当地蒙汉群众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给部队当向导，送弹药，有不少人还随部队参加了战斗，有的立有特殊功勋。

兴和县二区庆余乡有个名叫张子清的老百姓，当日伪来到他们村后，他遇到迷路敌人，敌人要他带路，说如果带到商都，将以千金酬谢。张子清一听这个敌人手中钱很多，估计是个特殊人物，便假装带路，一下把敌人带到县政府。一审问，发现这个敌人是日伪特务，专门侦察军情。从而使部队获得了日伪方面许多重要的情报。

红格尔图附近的爱国天主教司铎，战斗打响后，自动组织教民建立自卫团，配合守军作战。新兴乡自卫团团员张志元、韩得功、张万贵、李万福、刘得才等人，打死打伤十名日伪军。当地的蒙古族牧民表现更是英勇，敌人溃退时，他们纷纷绮上骏马，拿起猎枪，在沿途截击敌人。这些感人的事迹，名记者范长江在《塞上行》中作过评价，他说：“真正有决心就地抗战的，要算农民。红格尔图的战争，当地自卫团抗战的勇敢的效力，并不下于正式军队。”

这次战斗，从13日开始，19日结束，连续进行了7昼夜，战果很大，捣毁了日寇田中隆吉及匪首王英的指挥部，缴获汽车、大车十余辆，高级军用马车一辆，俘敌300余人，抄获日寇无线电台一部，密码一本，并俘虏了日军电台台长、雇员各一人。

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为下一步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

拼死搏斗，夺取百灵庙战斗的完全胜利

百灵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边远县城之一，军事地位十分重要。1936年时，这里是日寇妄图建立伪蒙组织的巢穴，驻有日本特务机关“善邻协会”、“大蒙公司”、“稽查处”等，臭名昭著日本特务山本、盛岛和小宾，都在这里潜伏。小宾21岁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久即以喇嘛的身份，混入百灵庙喇嘛寺（广福寺，俗名百灵庙）。

要拔掉百灵庙这个钉子，在当时确实不易，红格尔图战斗前，日寇在百灵庙就囤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并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红格尔图失败后，日寇更加注意百灵庙的防守。除了派王英一部进占大庙（百灵庙东一据点），增强外围防御力量外，同时将德王的第七师（穆克登宝部）调驻百灵庙，令其在百灵庙山顶、山腰、山下构筑更完备的工事。另在伪军中又增派了200余名日本指挥官。

但是，傅作义将军是个“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人，既然抗日决心已下，就一定顽强打到底。面对困难，他再次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最后一致决定，攻打百灵庙要以奇袭制胜。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各部队采取严密伪装，行军时车、马、人统统披上白布，借绥北的茫茫白雪作掩护。为了提高行军速度，各连队都组织了扫雪队，一人一把木铣，在大部队前面开路。这样，人不声，马不嘶，悄悄向百灵庙附近集结。11月22日，参战部队全部进入攻击位置。这时，百灵高原日伪军竟一点也没有发现抗日部队。

23日夜11点，抗日部队在师长孙长胜（正指挥）旅长孙兰峰（副指挥）的指挥下，突然向百灵庙之敌发起猛攻。步兵一个团从南方正面攻击，另一个团攻西面，再一个团攻东面。骑兵一部攻飞机场与伪蒙政会办公处，一部与一营步兵配合守百灵庙东北山口，截敌归路，一营炮兵和步兵，做预备队。

战斗刚打响时，由于敌人事先无防备，抗日部队进展较顺利。但半小时后，战斗就打得十分激烈了。当正面攻击部队向敌纵深突击时，日寇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恼羞成怒，拔出战刀，亲上前沿督战。他指挥日伪军集中全部火力，拼死阻击抗日将士突击。女儿山上10余挺轻、重机枪，交织成火网，三四个小时内，无法前进一步。这时，离天明还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拂晓前攻不下百灵庙，敌人的5000名援军一到，10多架飞机一来，局面将会变糟。傅作义将军及副指挥孙兰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孤注一掷，急令山炮营推进到百灵庙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向女儿山实施摧毁性射击，并命令韩天春营长指挥装甲车队，配以6辆汽车，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

对于这一段战况，范长江在他的笔下作过这样的描述：敌人“机关枪林牢居山口，如暴雨式的吐出子弹”，“我方指挥官一方面见死亡之枕藉，徒奋勇而无成，而又感到时机之急迫，眼见覆败之可待。乃以孤注一掷，同殉国家之决心，将预备队用一队重载汽车载上，以二装甲车为前导，破阵而入，我方指挥官则徒步而前，置生死于度外，视弹雨如无睹，于是士气大奋，裹创而前，战局始为之突变。”（《塞上行》）

装甲车驾驶员最英勇，冲击中，第一辆的驾驶员被敌击中身亡，第二辆车身被敌手榴弹炸坏后，驾驶员张仰贤在左臂受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冒死将第一辆车阵亡驾驶员从车中搬出，自己驾车继续冲击，敌人的炮火遂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中弹10余处壮烈牺牲。车中的士兵6人死伤5人，车被打坏，留下46个弹孔；预备队连长张振基一看此势，不顾一切，跳下汽车，指挥全连“硬以肉体争山头”，终于以损失1/3兵力的代价，夺下山头阵地。张振基连的胜利，使敌人乱了手脚，抗日将士的各路兵马乘势突进，至24日上午8时，战局遂有了决定性好转，骑兵团控制了飞机场，切断敌军后路，盛岛角芳及穆克登宝扔下队伍，驾车逃跑。以喇嘛身份做伪装的日本特务小宾，负隅顽抗，被自己的部下击毙，9时半，抗日将士全歼日伪军，胜利地收复了百灵庙。

百灵庙大捷，引起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瞩目

百灵庙战役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在尚未进行全面抗战的当时，曾引起过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瞩目。

艰苦转战二万五千里，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得知傅作义将军坚决抗日并取得大胜后，首先发来贺电，高度评价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电文大意是：百灵庙大捷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为支持你们抗战，中国工农红军将组织抗日先锋队，只要绥远需要，立即奔赴前线。这一珍贵电文，至今仍保存在傅作义家属的手中。以此为转机，中国共产党鼓励和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开展援绥抗日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为绥远抗日将士捐款、赠物，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据《大公报》报道，12月2日“本报代收劳军捐款，昨达八万三千元”，12月5日，“已过十万元”。极其感人的是，有一个卖山芋的75岁老人，虽收入微薄，也慨然解囊捐献。中国在伦敦的留学生一次就汇款900元。北平市人力车夫王德志，为表示自己的爱国之心，将自己在风雪中两日所得车资一元八角，全部捐献抗日战士。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海外爱国华侨，也捐献了大批物资。

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了慰问团，奔赴绥远战场。中国共产党首先派南汉宸同志率慰问团赴绥远，赠送抗日将士锦旗一面，旗上题词“为国御侮”。上海以黄炎培为首，组成慰问总会，携带上海人民捐款10万元赴绥。北平市组织了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清华大学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北京大学抗战后援会等，爱国教授朱自清参加了服务团。此外，西安、太原、两广、天津、武汉等地，也有大批慰问团赶到前线。

绥远人民当时比哪里的人民都兴奋。他们为家乡的收复而载歌载舞，他们称颂在百灵庙和红格尔图战斗中的英雄将士为民族英雄。为此，报纸上开辟专栏，配照片突出介绍《绥东战役中的五个民族英雄》，五英雄中，其中一位就是董其武将军。

（本文作者张崇发1981至1983年曾任董其武将军秘书，2011年主编出版《董其武将军传奇人生》（上下册)。作者张楠为民革中央妇青委委员，民革北京市教科文卫体专委会、妇委会委员，民革丰台区工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