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父亲二三事

　　我的父亲李代耕于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林县城关，先后于1933年、1936年12月在林县立师范学校、安阳农林学校毕业后，于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华中局要打通与北方局的联系，派父亲前往设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取绝密的电报密码。从淮南到山西，沿途都是敌占区,任务之艰险可想而知。他为避开正面敌人，绕道淮北固镇乘火车。郭石1990年时谈到：代耕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多次不怕牺牲地出色完成党交给他的艰巨任务,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组织上决定派蒲思澄陪同他到北平。蒲思澄的父亲住在北平，是伪政府北平官员，他知道儿子是共产党。代耕到达北平后就住在蒲思澄家里，蒲靠他父亲的身份掩护代耕的安全。以后经过地下党介绍，通过石家庄附近一个伪军关系转山西到八路军总部，并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与代耕一起吃过一次饭,问了一些情况。代耕同志取到密电码后，为保证安全,他将密电码隐藏在牙膏壳里，时刻不离身。他深知这牙膏壳里的秘密宝贵，马虎一点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回来时他到达徐州住旅店，因为越是敌巩固区越安全。为防止敌人搜捕,他将牙膏牙具袋挂在墙上，保证时刻能看到。几经周折，渡关过卡，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

　　何伟夫人孙以谨在1986年曾做过细致的描述：1943年8月，傅秋涛（时任七师代理师长）和何伟（时任七师政治部主任）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陈沛然和我同行。我们一行于黄昏时渡黄洛河，夜跨津浦路到达新四军军部新铺。傅秋涛携带长子阜宁，何伟刚患过急性盲肠炎，两人行动多有不便,走老解放区需要穿过山东、山西几道封锁钱，才能进入太行。经研究后便采取走敌占区到太行。当时华中局为了保证各地区去延安开会的负责同志的安全，便由曾山亲自选择李代耕为政治交通负责带路，傅秋涛已先期由代耕送到太行，我们于10月间，何伟病后休养了一个月，才穿上便衣，由解放区熟人搞到两张河南民权县民证与代耕走向征途。我们和代耕虽然第一次见面，但由于他的纯厚、和霭、谦虚，便一见如故了，同行的还有钱进（郭述申原夫人），她为人活跃,何伟性好诙谐，加上代耕的纯朴善谈，四人同行，沿途总是好开玩笑，欢声笑语,减轻了旅途的紧张，虽然日行不止数十里，但不觉疲劳，就这样从新铺到四师师部所在地申集，再向固镇前进。记得在距离固镇不远的一个地主家宿营，计划好尽量减少在固镇桥（现安徽固镇县）停留的时间，大家就严肃紧张起来。午饭后，便搭上津浦北上火车到徐州转车。为了保证旅途安全,何伟与钱进坐的二等车，他们打扮的衣着也讲究一些。我与代耕并肩坐 了三等车，手中提着点心，像走亲戚一样。车停徐州车站，我们因要转车继续前进，便找了一个小饭庄住下。我们都遵守代耕嘱咐的行军纪律,不要轻易进出，要提高警觉。这样我们平安地到达河南安阳车站。到了安阳,代耕就平静多了，因为他有个旧时同学在那里作警官,因此人家对我们很放松。安阳在林县解放区附近，夜间有人来检查，由于那个警官曾来住地看过他，我们就避免了检查，次日便向林县(敌占区，当时是伪军孙殿英占领)的水冶镇前进，这儿是敌我交界区，出水冶镇不到十里，便到解放区的兵站（红村）为了安全起见，何伟与代耕当时即先行进入解放区，我同钱进以妯娌相称，住水冶镇,税务局长等派交通来接我们，我们对别人说钱进爱人在孙殿英部队当官，何伟是他兄长，代耕是表兄弟，他们先去找这位“官”，再派人来接我们。代耕是林县人，这儿地形人事都较熟悉,他带着何伟翻山越岭，找到兵站，以避开水冶镇后的检查站。两天后，便派人来接我们，我头顶黑包头（当地妇女用的）化装成小镇的中年妇女，与钱进随来人到了镇外接上头，休息一下，便走向解放区。那年的山西、河南交界处是特大荒年，眼看沿途男女老小都面黄肌瘦,东倒西歪,甚为凄惨。代耕在我们到后，又留了一夜,即转新乡了。

　　据徐雪寒回忆文章：约在1944年初，代耕奉命陪同潘汉年经敌占区去延安参加七大，临行时我、冯定、范长江、于毅夫送他们走，看着他们骑马向西北方向走去,大概是到津浦路去搭车吧。过了十来天，代耕回来了，只知道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别的就不知了。哪知过了不久，华中局负责人突然找我去说，汉年在北平等候晋察冀边区交通员过期不至，他不得已潜回上海，要华中局派代耕再送他走，所以决定要我到上海找到汉年，再在上海交给代耕，让他负责送去。这次确实完成了任务，汉年出席了七大；但代耕并未告诉我究竟怎样送去的。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