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叶英

1945年新四军时期的叶英

　　我的母亲叶英，原名李慧英，祖籍江苏省江都县（现扬州市）。1923年10月16日出生于上海。1936年至1942年，先后在上海惠中女中，明德女中，民立女中学习。1943年，考入中华无线电学校，后又考入复旦大学英文系。1939年，在上海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救亡协会。194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1月参加新四军。

　　一、中学时代投身学运，参加上海地下党。母亲出生在上海，一个在扬州乡下拥有地过二、三百亩，房屋数十间的殷实家庭，接受了中西方融合的大、中、小学教育。“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寇的铁蹄踏碎了上海，母亲家居住在法租界马当路(现“新天地”)，她每天上学要经过“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门口就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样的耻辱深深地灼伤了她幼小的心灵。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她将原名李慧英改为叶英。她躲在“亭子间”内与同学一起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情景，也影响了她的弟弟、妹妹陆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受党派遣，她瞒着家人离开上海到华中根据地后加入了新四军，外婆曾因得不到她的消息，悲痛欲绝，大病一场。

　　二、受党派遣到华中根据地加入新四军。1944年秋，遵照上海地下党的决定，母亲从上海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是华中局城工部的刘长胜和张承宗同志接转了她的组织关系。据母亲回忆：接转党的关系后，发给我一套军装，并派我到整风轮训班参加整风学习。曾先后跟我在一个小组参加学习的有乔石、金德琴、沈正光等同志。我们刚到根据地，因不太了解根据地的情况，大部分人开始时只是听，很少发言。年底，召开了一次学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文的大型讨论会，地点在我们小东庄驻地附近的小王庄，华中局政策研究室和新华社的同志们也都参加了。以后才知道，在讨论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是徐雪寒、李代耕、姚溱、于毅夫等同志。按照组织上的规定，我们这些刚从敌占区来的同志，每人都要写一份自传，在轮训班结束时，我的自传也已写完。一天，刘长胜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一部分同志回上海，留下来的同志立即打背包，分散隐蔽到盱眙县的几个小村子里去，因为这里有情况（指日本侵略者要来扫荡）。我是属于留下来的，随后，在老乡家住了一个月左右，一天，于毅夫同志通知我到新四军军部组织部报到。

　　三、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与父亲相遇、结合。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华中局决定创办“华中建设大学”，为抗战胜利后的各方面工作培养骨干。当时的华中建设大学人才荟萃，许多老师都是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校长是彭康，副校长是张劲夫，系主任有陈同生、梅益、姚耐、陈修良、朱大章、李代耕等。华中局的领导同志也轮流来讲课。学员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地脱产干部，一部分是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到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下党撤回来的同志。母亲在军部工作了三个月左右，也被调到建设大学去学习。据母亲的回忆：因我在沦陷区时念过复旦大学经济系，（应该是从英文系转到经济系），组织上就将我转到财经系，离开新铺街住到一个小村庄，和喻方、张茜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前后院（当时陈毅军长到延安参加“七大”了）。我记得是换上新的单军装去建大报到的，当时建大在新铺街上，代耕担任民运系主任，就住在新铺街校部。没过几天校部要调几个同学帮助抄写教材，我也是其中一个，教材是代耕亲自编写的，内容有：抗战的意义，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开展知识分子工作，建党工作中要反对两种倾向—关门主义与拉夫，等等。当时条件很差，讲义是刻蜡板以后，一张张油印出来的，讲义编写得很生动，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都是代耕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那是他27岁，但老成持重，有时沉默寡言，相处久了，才知道他讲话滔滔不绝，能言善辩。周围的人，从校部到财经系的同志，都对我们的感情发展表示赞许，并帮助促进，我们商定抗战胜利后便结婚。8月13日传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消息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小院子里，在月光下端出点燃一根灯芯的小油灯，向组织写了结婚报告，由孙湘同志（赖传珠夫人）第二天送华中局组织部，曾山同志当即签字并批语赞成。9月3日，我们在建设大学新铺街上结婚，学校杀了一头猪（是自己生产的成果），大家高高兴兴地改善了一下生活。约二、三天后，代耕接华中局指示，要他赶赴前方新四军一师粟裕将军处传达中央命令，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任务去了。

　　母亲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她与我们这个曾经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国家，苦难的民族一起经历了血与火的重生。她生长于十里洋场，却鄙视现时的奢华和拜金；她始终恪守中华传统文化，克己勤俭，相夫教子。在她身上保留着那一代人共有的奋斗卓绝的历史印记和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