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活见证”

▲新四军战士在马家园战斗中打击敌人。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焦润坤是从去年7月7日开始“火”起来的——

2014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焦润坤作为新四军老战士代表和国民党老战士林上元分别站在习近平主席左右两侧，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虽已91岁高龄，但作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宣讲团的名誉团长，在过去一年里，焦润坤不放弃任何一个讲述那段历史的机会。接受采访的全程，他说话铿锵有力，走路风风火火，依旧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

他这样总结自己“不安分”的老年生活：我身上有着“日军侵略的目击者、细菌弹的受害者、抗战的亲历者”这三重标签，作为抗战的“活见证”，做这些事情义不容辞。

轰炸那天，正在常州站提篮卖豆腐

“我至今记得被日军轰炸后的常州街头，死伤遍地，路上到处是炸飞的腿，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

大概有些记忆真的可以永远真切，这么多年过去了，焦润坤闭上眼睛回忆起那一声声的“救救我啊”，依然保持着纯正的常州话音调，似乎能重现当时的情境。

1924年10月，焦润坤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卖豆腐为生的贫困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焦润坤13岁。“八·一三”淞沪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向南京进攻，对沪宁沿线的各个城市狂轰滥炸。日军轰炸常州的那天，他正在常州火车站提着篮子叫卖豆腐。

焦润坤回忆，常州在此前并未经历过战争，所以，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大街上的老百姓都没有在意，直到炸弹密密麻麻投下来，才意识到真打仗了……当时的焦润坤吓得埋头躲在墙角，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等飞机远去，缩着头跑回家。

此番轰炸后，常州老百姓开始传话：“东洋人要打过来了，飞机还要搞轰炸。”于是，老百姓开始逃难，焦润坤的父母带着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一家五口往江北逃难。在远房亲戚家住了几个月后，因为没法过活，父亲带着他到上海找活路，母亲则带着弟弟、妹妹回常州找事情做。

“我父亲有痨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几经波折，我被儿童收容所收养，后又转到国际难童教养院。”

1938年秋天，教养院从上海转移到尚未沦陷的浙东地区，地址选在当时奉化泰清寺的一座古庙里。

回忆起难童教养院的日子，焦润坤说，在那个年代，自己能作为一名难童进入教养院实属幸运，因为教养院的院长竺梅先是民族爱国人士，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吃住，还请了70多位素质很高的爱国人士当教师，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分为幼稚班、小学和初中部，对难童进行教养。

“那段日子，对大家而言是启蒙教育的阶段，那么多的爱国人士教员，对难童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不少人参加了抗战。”

不过，好景不长，正常上课、参加课余劳动的日子没持续多久，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投下多枚细菌弹，病毒肆虐宁波城郊，奉化和慈溪一带也受到了波及。不到半年时间，教养院的孩子们开始有了症状。

“500多个孩子中有100多个被感染了，被整整隔离了100多天，我是其中之一。”焦润坤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症状，一种浑身长脓包疮，一种是高烧不断的疟疾，他都经历了。

“当时浑身都是脓包，大的跟蚕豆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痛苦难言。没有药医，只能用剪刀一个个剪破，再用淡盐水擦。那种疼痛，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和上刑相比没什么区别。”因为擦洗后需要晒太阳消毒，天气好的日子，隔离的难童们齐刷刷地躺着院子里晒太阳。

那段日子中，早上起床是最痛苦的时刻。“经过一个晚上，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溃烂的伤口都和床单被子黏在了一起，隔离宿舍里到处都是一片哭喊声。”

焦润坤“皮包骨头”地走出了隔离宿舍，不久又得了疟疾，副院长徐锦华派人到宁波找来了奎宁粉。因为当时没有胶囊，药粉苦得要命，她还和医生用嫩菜叶包住药粉，连哄带骗让得病的孩子们吃下去，终于治好了大家的病。

焦老说，当时宁波一带的疫情确实非常严重，直到一年多后，慈溪南部区域仍有疫情没有消除。

国仇家恨，难童们集体选择上阵杀敌

“1941年，宁波奉化沦陷，日本人到教养院骚扰过两次，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发现了这个地方，还想接收过去，但院长、副院长都很有民族气节，斩钉截铁地表态：宁可解散，也不能让这些小囡成为汉奸往脸上贴金的工具。”

1943年，教养院被迫解散。解散前，焦润坤所在的初中部有32个孩子选择了参军。“当时也可以选择相对安定的生活，比如可以到后方做工，或者继续送去安全的地方寄养，但对侵华日军的仇恨，家破人亡的痛苦，让他毅然选择了上阵杀敌。”

1942年夏，他参加了淞沪一支队，属于地方武装势力，到了1943年春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支队。

焦润坤所在的部队主要在浙东地区活动。“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勇敢和精神支持。”但是他们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在淞沪一支队时，一支队经常与新四军的三、四、五支队一起活动。“三、四、五支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纪律很好，俗称‘三不走’。”焦润坤回忆说，队伍要求战士借宿老百姓家之后，走之前“不打扫干净屋子不走，不把水缸挑满不走，打坏东西不赔偿不走”，设有群众纪律检查员。

焦润坤的抗战回忆中，最让他动容的一战发生在1945年4月14日晚上。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夕，日军在太平洋战争里节节败退。为了巩固后方力量，阻断山南、山北的联系，日军在慈溪境内的下湖头庙建立了一个隐蔽的据点。当时焦润坤所在的中队要想办法攻下这个重要的据点。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中队长卓新民带着全中队100多号人向日军据点发起进攻。一位姓杨的排长用手榴弹把庙门炸开了一个洞，里面日军的机枪如雨一般往外扫。卓队长在指挥大家把庙门彻底打开时，我发现他老用手压着腹部，天黑看不清伤情，趁着敌人机枪停歇的片刻，我摸了摸他的腹部，发现他的手上已经都是黏糊糊的血了，但他却一直在说：你别管我，你让杨排长赶紧把庙门打开。”

因为没有后方医院，焦润坤带着卓队长去找民办诊所，昏迷中他始终不停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直到牺牲。

“经历过这些，活下来，就觉得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焦润坤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中又参加过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于1964年转业。

抗战精神，关键是正面敌后的民族觉醒

见到习主席之前，焦润坤准备了满满一肚子的话。可是，当习主席握着他的手，微笑地说了一句“你身体还那么好”，久经沙场的他却一下子懵了，只冒出一句：“我赶上好时代了。”

去年7月7日之后，随着更多的人知道焦润坤这个名字，年过九旬的焦老更加活跃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和各大全国性纪念活动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人讲述抗战的历史。

但凡身体“吃得消”，焦老总是很坚持。以这次采访为例，本来采访的地点约在焦老北京的家里，但因为他决定应邀参加浙江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纪念馆”开馆仪式，临时改到了浙江奉化。

7月2日，竺梅先的后人回到奉化，焦老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次日，参加完开馆仪式，焦老乘上宁波开往北京的高铁，独自回他和85岁的妻子黄强生活的地方。

这在很多人看来显得奔波，但在焦老看来，如今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自己作为抗战的“活见证”，必须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多地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他还时常义务去为高校学子和部队战士讲述战争经历。

同时，他还努力帮更多人完成传承记忆的工作——这几年，他陆续“抢救”了一批老同志的回忆，通过记录他们的口述，去还原那段历史。

“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而除了记忆，焦老表示，有些问题也需要他们这一辈的人来回答。

比如有人问抗战精神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焦老觉得那是在抗战过程中逐步凝聚产生的民族复兴意识，具体表现出的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也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步培养、发展起来的。“不管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民族觉醒精神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扩散的过程。”

记者手记

永不消退的热情

经历过这些，活下来，就觉得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

记者7月2日一早赶到奉化时，老先生已经去了国际灾童教养院纪念馆现场，由于大雨不止，当地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人员陪他回宾馆休息，他立即给记者打电话，接受采访。

事实上，此次奉化之行，属于临时加的活动，焦老之所以参加，一是为了祭奠竺梅先夫妇，二是觉得参加这类有规模的活动能让更多人了解抗战历史。

他在采访中结合自身经历讲述的抗战历史，条理顺畅清晰，语调铿锵有力。他还一再强调，竺梅先先生当年创办工厂实业救国，建立伤病医院，捐献飞机，捐赠巨款，在日本人肆虐的侵略中，倾尽一生财富让600多名灾童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这样的壮举可歌可敬。

同样的话，同样的慷慨激昂，在当天下午竺梅先的后人回到奉化的座谈会上，他又深情讲述了一遍。

对于这种“重复”，记者没有反感，但却觉得不忍。他的高龄，让很多人忍不住提醒他“休息一下”，但只要提起往事，他就有永不消退的热情。

焦老还热情向记者讲到自己与上海的多个交集。1949年的一天，焦润坤从上海出发，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军区报到。从上海到南京，途经家乡常州，他不由停下脚步，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在一番努力之后，他找到了母亲和妹妹，父亲和弟弟已经过世。

焦润坤的夫人黄强，与丈夫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也是日军侵华的灾童，也是位解放军战士，当年，她的亲生母亲就是在“九一八”逃难中去世的。后来，她忍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从家里逃出来参军，是在上海认识了焦润坤。

对他们来说，那远不是曾经经历的一场战争，而已经就是活生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