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出三晋  亮剑华北

　　1942年，雄伟的八路军步兵阵容。 （沙飞摄）

　　1940年百团大战后，民兵在太行山拆除日军防御工事。 （徐肖冰摄）

　　1937年9月15日，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图为朱德（左三）、任弼时（左二）、左权（左一）、邓小平（左四）等在渡船上。

　　1943年，八路军伏击敌人自行车队。 （流萤摄于定安公路旁）

　　云阳改编后在黄河岸边准备东渡的八路军将士。 （本版图片均为省地方志办提供）

　　初试锋芒——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第二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第二战区决心集中四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两百余辆，缴获步枪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全民团结——抗战的基石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意识到：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战场，不仅使敌人不能稳定地保持其占领地区，而且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配合。但是，在敌后地区作战是很艰难的，因为它是脱离自己的后方的作战，而作战的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这是各根据地建立的共同的基本条件。地形条件一般是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实现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1938年4月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军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
　　为了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赫赫军威——百团大战
　　1940年夏，日本乘德国军队在欧洲迅速推进，英、美无力东顾的机会，一面加紧诱迫国民政府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除去南进的后顾之忧。为了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囚笼政策”，克服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百余团约二十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两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日军投降四十七人，伪军反正一千八百余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多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多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二百六十多处，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缴获各种炮五十三门，各种枪五千九百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
　　长期在抗战前线的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抽调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万重围困——誓死不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的“扫荡”、“清乡”加以消灭。1941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一百三十二次之多；万人以上至七万人的二十七次。
　　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没有被难倒。敌后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在敌后军民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1941年9月25日，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在敌“扫荡”时，为了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跳崖，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驻辽县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这些英雄人物献身于民族独立自由事业，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小试牛刀——解放区的局部反攻
　　1943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1944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确定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十八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两百二十万人。
　　不断扩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中共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并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同时，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生产、练兵等项工作，为全面反攻准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