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抗战大后方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创造性地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努力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工作的中心任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逐渐呈现出一分为三的态势，即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抗战时期，中国一切政党、政治派别都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个是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民主的新中国。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以后，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是两党的最高利益。这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在国共关系上的体现，而维系两党合作又是抗战胜利的前提。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而国共合作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1938年10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的概念，他说：“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都明确地把以西南西北为主的国民党统治区域称之为“大后方”。1939年1月，中共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受命“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党领导的大后方地下工作。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并且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变化，大后方工作的地位益显重要。因此，南方局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日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由于大后方实际上成为实践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因此，南方局这一时期的工作也就居于全局性的地位。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正式设置“大后方代表团”，与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代表团一起，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出席了这次党的历史上的盛会。大后方代表团共84人，正式代表58人，候补代表26人，包括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和大后方各省党的负责人。叶剑英担任大后方代表团团长，陈铁铮（即孔原）为副团长。

　　这是党中央对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在大后方八年工作的充分肯定。中共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

　　在政治上，中共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艰辛而成功的探索。“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胡乔木语）这是对中共在抗战大后方发挥的主要作用的中肯评价。

　　经济上，尽管中共在大后方并不直接从事经济建设，但在南方局专设有经济组，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搜集大后方的经济资料，从经济的角度开展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厂矿内迁和新建，全国工商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南方局领导人通过参观、座谈、演讲、题词等方式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支持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为自身生存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促成他们思想转变和政治进步，使他们主动把民族经济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构筑抗战胜利的经济基础。

　　军事上，中共在大后方没有如敌后战场那样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但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提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把游击战争置于战略高度予以部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游击武装，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和认可。从1939年2月起，国共两党合作在湖南衡山连续开办了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出叶剑英带领30多位干部担任教学等工作，周恩来到“游干班”亲自讲课，培养了3000多名游击干部，主要分配到南方各战区，领导游击战争。南方局军事组还为畅通两党两军联络渠道，改善双方关系，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信息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出现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新高峰，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与中共南方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大后方文化运动。同时，充分运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解散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公开平台，团结和影响了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名人，组织“雾季公演”，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增强了全国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了大后方文化主流。南方局创造了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对外交往上，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南方局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没有与派驻在中国战时首都的各国外交使团建立官方关系的权力，但是仍然与若干外交使团建立起灵活的工作机制。而周恩来本人则凭借着超凡的个人魅力、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为重庆外交圈备受尊敬的人物。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的形势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秉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导方针，促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成为西方世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冰之旅；促成了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揭开了中共与美国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序幕；促成了中共与美国签订《延安协定草案》、毛泽东与罗斯福通信，宣传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促成了中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创设联合国的进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姿态进入国际外交视野，推动中共在全球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使大后方成为中共从黄土高原走向世界的起点。

　　在精神上，在八年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大后方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体现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广大人民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直面强敌的坚定、从容、坚韧和勇气，体现了“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那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它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和伟大升华。

　　三、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的时代意义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旨在进一步梳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充分认识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卓越地位和巨大作用，充分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历程和宝贵经验，充分认识中共在大后方培育和形成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民族振兴、国家进步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可进一步还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真实，系统论证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总结梳理抗战结束后，两党政治对立、国家分裂对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造成的严重伤害，进而充分认识国共两党“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的经验教训，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

　　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化解两岸歧见，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既是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的集中体现，也是两党智慧较量和实力斗争的充分展示。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动了民族的振兴，同时也对国共两党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科学的历史观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成果、影响及经验教训，有助于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历史认同，逐步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构筑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排除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认知障碍。在此基础上，以史鉴今，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复兴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更有利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