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历的“七七”事变

岁月悠悠。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是一个刚能记事的5岁男孩。那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的几年里，日本侵略军又闯进山海关，深入华北，驻扎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天津周边地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打进城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一幅惊心的漫画

一天，父亲拿来一张登着一幅漫画的报纸给我看。漫画上画的是一条凶猛的毒蛇张着血盆大口，正吞食一片很大的海棠叶。父亲指着这幅漫画对我解释说：“这条毒蛇就是从东海那边爬上来的日本侵略者，这海棠叶就是我们中国宽广富饶的土地，日本强盗正在吞食我们的大好河山啊！”这幅令人惊骇、猛醒的漫画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78年过去，依然无法忘怀。

我的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的一位外科医生，当时，他是山东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医术精湛，颇有名气。1937年初，他被招聘到南京政府军医署开办的外科军医训练班担任教官，培训军医为抗战作准备。我母亲是北京人，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和10岁的姐姐、2岁的妹妹也离开了山东潍县的老家，坐火车到北京住在姥姥家里。

火车驶进北平城前，路过丰台车站停了几分钟。我从车窗里伸出脑袋张望，只见离车站不远处的一个操场上，飘扬着一面膏药旗，有三四十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正在狗吠狼嚎般地练习刺杀，杀声阵阵传来。我惊异地喊道：“娘，快看日本兵！”母亲一把将我的脑袋摁回车厢里说：“不许看日本鬼子！”这是我头一次看见日本人。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北平城外丰台驻扎着日本侵略军，频繁进行军事演习，随时准备打进城来；日军特务化装成旅游者钻进城内，到处乱窜，刺探情报；日本飞机三天两日飞临北平城上空盘旋，抛撒传单，恐吓中国老百姓，搞得人心惶惶。尽管如此，每天都有许多北平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和东北流亡到北平的青年在街头、路口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我姥姥家住在北京东城王府井大街西侧的一个四合院，在大街对面东侧是一座基督教救世军大楼。解放后成为东城少年厅，如今它仍屹立在那里。

当年，基督教救世军大楼是王府井大街上唯一的楼房，十分醒目。“七七”事变前，救世军大楼门前的人行道上就成了爱国男女学生们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场所。每当他们来宣传时，住在王府井大街上和周边胡同里的居民就奔走相告，过路的行人也马上驻足。男女老幼都围聚上来，听爱国学生慷慨激昂地作抗日救亡演讲，看他们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跟着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滚出中国！”等口号。特别是东北流亡学生满怀悲愤地唱起《长城谣》、《松花江上》等流亡歌曲时，男人们咬紧牙关，满面悲愤，妇女们低声抽泣，老人们摇头叹息，我们这些爱闹哄的小孩子立马鸦雀无声，一个个瞪着眼睛，不出大气。每当此时，一股莫名的悲哀就袭上我的心头，父亲给我看的那幅象征日本侵略者的毒蛇吞食海棠叶的漫画，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七月七日那一天

1937年7月7日那天十分闷热，舅妈和妈妈做的晚饭照例是棒子面窝头就咸菜，这就是当时北平普通老百姓的饭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烙饼。我这个小馋嘴，就向舅妈闹着要吃白面馒头。妈妈一把拉过我说：“小馋嘴，你别忘了，前几天那些从关外逃难过来的学生哥哥姐姐们说，现在东北的老百姓只能吃橡子面，吃得屎都拉不出来，谁要是吃大米白面被日本鬼子看见了，就是‘国食犯’，会被暴打一顿，抓去日本当劳工。要是日本鬼子打进北平城，恐怕咱们连窝头也吃不上了。”

妈妈这番话，说得我再也不敢挑吃的了，心里恨死了日本鬼子。

一家老老小小吃罢窝头，在院子里乘凉直到深夜。母亲抱着小妹，拉着我回屋里上炕睡觉。屋里闷热，我的脑袋里还想着日本鬼子为什么这么坏，不让中国人吃大米、白面？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听得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声响。大舅、二舅都起身到院子里竖起耳朵倾听。母亲伴着妹妹已睡着了，我偷偷地溜下炕，也跑到院子里听动静。大舅说：“该是哪里闹地震了吧？”正说着又轰隆隆地传来一阵响声，二舅当过兵，他说：“不像地震，像是大炮声，从西南方传来的。”

果然，7月8日凌晨，北平城外西南方传来的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震得窗户纸都沙沙作响。二舅打开街门到大街上打听究竟，左邻右舍的人也都站在大街边上议论着。不一会儿，一个片警匆匆忙忙地出现了，他告诉大家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动手了，正在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大家脸上都露出惶恐的神色。片警又说：“二十九军也开火还击了，打退了日本鬼子的进攻。”他要求各家各户没事儿不要上大街，更不要去南城西城，照看好老人孩子和妇女，把吃粮、饮水准备充足，以防万一。

军民同仇敌忾

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打响了，战事在卢沟桥、宛平城一带激烈地进行着。7月9日，王府井大街上又出现了许多爱国学生，挨家挨户号召市民捐献麻袋，紧急送往卢沟桥前线，供抗日军民修筑工事使用，市民纷纷响应。大舅和舅妈到厨房里把每年冬天盖大白菜的四五条麻袋全拿出来交给了学生。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整个北平城里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慰问和支援二十九军抗战。街坊们蒸馒头、包子、窝头，烙大饼，煮绿豆汤，买西瓜，送往前线给抗日官兵。姥姥、舅妈和妈妈都不顾天气炎热，在厨房里，从早到晚忙活着。我和姐姐、表姐就站在厨房门口唱起抗战童谣给大人们鼓劲儿。至今我还记得有一首童谣是：“月亮月亮光光，芝麻大姐烧香，烧死日本军阀，气死日本天皇……”听着孩子们唱，大人们乐得干活都不觉得累了。

二舅已四十多岁，但他报名参加了民夫担架队，到宛平城前线去抢救抗日伤兵。一周后，二舅回家取干粮时，他眉飞色舞地说：“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深夜潜入日军阵地，用大刀砍杀了好几十个日本鬼子，还捉了一个活的回来呢。”还说：“日本鬼子抓了郊区的几十个农民押解去给他们挖战壕，在半路上，农民乘机打死了押解的日本兵后，跑得精光。”全家男女老少听了都拍手称快。

二舅说完这些好消息，又匆匆返回前线抬受伤的抗日官兵去了。一个多星期后，他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坐在院子地上抱头痛哭起来。大舅、姥姥连忙问他怎么这般模样，打得日本鬼子怎么样了？二舅边哭边说：“二十九军伤亡很大，顶不住日本鬼子的大炮、坦克，上面命令撤退到保定去了，日本鬼子就要打进北平城来了！”闻听此言，全家人都木鸡般地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踏上流亡之路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城。那天，天空乌云密布，全城的老百姓都像有巨大的铅块压在心头，只有极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和一些地痞流氓及被逼迫的妓女，稀稀拉拉地站在王府井大街上，打着几面纸糊的膏药旗迎接日寇的到来。一座座四合院都门户紧闭，一条条胡同里沉寂无声。二舅把脸贴在门缝里往外看，我也伸着小脑袋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个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骑在马上，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中央，后面，跟着一大队耀武扬威的鬼子兵，头戴钢盔，肩扛插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脚上的牛皮靴在街面上踩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就像踩到了我的心上。

从此以后，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就不得安生了。内外城的各个城门，都有日军站岗把守，中国人进出城门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行礼，稍有迟疑就会遭到殴打、罚跪。日本占领者还给中国人按户口发“良民证”，必须随身携带，碰上日本兵检查，要是拿不出“良民证”，立即就会被当作抗日分子抓起来，送到日本宪兵队关押，严刑拷打、性命难保。汉奸特务、地痞流氓，更是为虎作伥，倚仗日本人的势力横行作恶。那时的一切都如老舍先生的小说《四世同堂》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日本侵略者为了奴化中国青少年，还命令在中小学里必须开设日语课，这是十分恶毒的一招。为了不让孩子当亡国奴，母亲当机立断带着我逃离了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抗日战争8年里，我们母子颠沛流离在当时的大后方，辗转在巴山蜀水、湘黔城乡，历尽千辛万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才返回北平读书，之后又走上革命道路。

如今，我已耄耋之年，回想儿时经历的“七七”事变，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