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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惠林与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故事

皓 如

2015年07月14日13:3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欧阳惠林,1911年10月诞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曾任中共苏皖特委书记,苏皖、苏南、苏浙区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华中工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农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2011年,在他百年诞辰前夕,他亲笔撰写的《经历与往事———欧阳惠林回忆录》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以下是书中披露的他在漫长革命历程中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交往的故事,颇值得一读。

一、李初梨狱中救命

1932年11月,因叛徒出卖,欧阳惠林等被捕入狱。1933年,在江苏省第三模范监狱,欧阳惠林从看守和每天送饭菜来的普通刑事犯人口中得知监狱里关有一个叫李宜滋的共产党大头头,是个硬骨头,说他因在反省院里同院长大辩论而被移送到这里关押,连典狱长都不敢得罪他。因此,欧阳惠林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战士。当李宜滋(后来得知他就是创造社的著名文学家李初梨)来看他时,他很高兴,但是不能多说多问。李宜滋懂得一些医学知识,看到他全胸出现泡疹,体温每天下午逐渐上升,说不像是患疟疾,有点像是患斑疹伤寒,说这种病就怕肠子穿孔,一旦肠子化脓穿孔就麻烦了。他嘱咐欧阳惠林不能吃硬东西,增加肠子的磨擦就容易引起肠穿孔,只能多喝一些开水,需要赶快找西医来治疗,中医没有办法。李宜滋接着问欧阳惠林在哪里被捕,家里有什么?欧阳惠林一一作了回答。他说在上海,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为此,李宜滋知道欧阳惠林一定是党内同志,因为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党员在被捕后一般都说是家里没有人的。彼此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李宜滋继续说:“你这种病,非请西医治不可。千万不能拖,要越快越好。”他问欧阳惠林:“你外面可有什么亲戚朋友?” 欧阳惠林说:“只有一个姨表兄欧阳一飞在南京。”李宜滋问:“他能不能帮助你?” 欧阳惠林说:“会帮助。告诉他,就是怕时间来不及了。”李宜滋说:“试试看,我为你去找典狱长交涉,要监狱以你的名义发个电报给欧阳一飞,说病危,请他到苏州请个西医进监治疗。”典狱长因欧阳惠林病危,同意了李宜滋的建议。欧阳一飞接电后赶到苏州,找到他在东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邹秉文的弟弟邹协文(在苏州挂牌行医)到监狱给欧阳惠林看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欧阳惠林体温开始下降,病情逐渐好转直至痊愈。欧阳惠林这次没有死,除了自己年轻抗病力强以外,主要是得到李宜滋的帮助和照顾。他帮助发电报,在病监里为欧阳惠林解决饮食生活等方面困难,以及随时观察欧阳惠林病情的变化并予以照料。新中国成立后,欧阳惠林在北京见到他时,他在中央联络部当副部长,欧阳惠林一再向他表示对他衷心的感激之情。欧阳惠林说:“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二、湖南受教于徐特立、王凌波

1938年初,欧阳惠林到长沙寻找党组织并接上了组织关系。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他有机会与徐特立、王凌波两老朝夕相处,互相接触。两老都是共产党的革命前辈,经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阅历很多,经验丰富,在湖南省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生活简朴,与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同吃同住,从不特殊,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们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白天接待来客有时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晚上也要工作或学习到深夜。他们亲自起草文件,答复来信,从不要别人代笔。当时,徐特立已是61岁的高龄,为党内年龄最长的五老之一。其精神矍铄,犹如青年,每晚都必须以冷水擦身。欧阳惠林第一次与徐特立见面,是从李初梨为他写信给他做证明的一事谈起的。从此,欧阳惠林一有空就去找他,徐特立也喜欢与他闲谈。徐特立的谈锋甚健,滔滔不绝,有时从辛亥革命讲起,讲到袁世凯称帝,讲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讲到北伐战争,讲到八一南昌起义,讲到中央苏区,讲到红军长征,讲到西安事变,一直讲到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讲得生动具体。徐特立有时还从社会科学讲到自然科学,又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文史哲,数理化,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谈,知识广博,令欧阳惠林叹服。他说他的知识全靠努力勤奋自学得来。他幼时只读过私塾,后来才进师范学校读书,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长,全凭课外自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他常对人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他要年轻人千万不能放松学习,忘记学习,要随着时代与革命的发展需要而学习。

王凌波比徐特立小11岁。当时他50岁,在我们党内仍然是一位年龄较长的同志,同志们都称他为王老。他参加五四运动,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兼共产党党团书记,湖南宁乡人,在湖南省有很多旧的社会关系。王凌波为人诚实,平时工作认真,不苟言笑,对于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从接待、办文以至伙食事务等方面问题,每天都要亲自检查、布置与督促。他说:“我们是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形象,处理公务不能有丝毫差错,既须谨慎又应敏捷,既须坚持原则又要通情达理,处处要表现共产党人的坦诚气魄,说到做到,不给外界人士留下不良的印象。同时,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公开工作,我们要牢记着国民党始终是反共的,因此,必须防止国民党和一切敌对势力对我们的破坏,千万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使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遭到意外的损失。”王凌波的视力不好。字写小了,他要戴上老光眼镜,还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他告诉欧阳惠林,他的视力不好,是他过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技术工作(在昏暗的灯光下,长期刻钢板,抄文件,字要写得很小,又常常是在夜间进行)后来又被捕受刑坐牢等种种原因造成。出狱以后,他多次到医院治疗,但终未治好,一是党和部队的经费都很困难;二是自己要为党工作,也闲不住,所以暂时不治。王凌波说眼睛不治也没有什么痛苦,只不过看书、写信、起草文件要慢一些。王凌波整天忙碌不停,有时欧阳惠林也替他抄抄写写,为他减轻一点负担。王凌波对机关工作人员(干部到勤杂人员)的生活都非常关心,循循善诱,平易近人,从未见过他对人发过脾气,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长者,是一个极好的当家人。王老对欧阳惠林借住在驻湘通讯处的生活也非常照顾。欧阳惠林因痔漏开刀后禁吃辣椒,而湖南人吃辣椒是有名的,无论什么菜都要用些辣椒来调味,连炒青菜、烧豆腐汤都要放辣椒,所谓“无辣不成菜”。欧阳惠林只好顿顿吃白饭。不知道是谁将此情况反映给王凌波。王凌波问他:“是不是江浙人都不吃辣椒?” 欧阳惠林说:“我倒不是江浙人,我是安徽人。安徽人也是吃辣椒的,但是安徽辣椒是肉椒,没有像湖南的朝天椒辣得这样厉害。我不吃辣椒是因为痔漏开刀后遵医生的叮嘱,禁食辣椒。”之后王凌波交待炊事员每餐给欧阳惠林烧点不放辣椒的菜佐饭。由此可以看到王凌波对待同志们的生活如何细心体贴,做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三、称呼帅孟奇为姨妈

1938年6月,帅孟奇大姐任湖南省工委秘书长,欧阳惠林的工作就由帅孟奇大姐领导。帅孟奇大姐要他将原租借的房子退掉,搬到她住的地方,作为她的姨侄,建立机关。同时,与帅孟奇大姐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女政治交通员,作为她的女佣人。那时她租住的是一家富商的私宅。这是一幢宽敞的公馆式的木结构平房,正房中间是个大客厅,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卧室隔为前后两进,客厅前面有个小天井,光线不太亮。天井的东边是大门,西边是一间约有十一二平米的书房。在正房的西首还有一排附属用房,供堆藏杂物和做厨房与佣人居住的地方。帅孟奇大姐和女政治交通员同住在正房左边的一间卧室内,欧阳惠林则住在小书房里,其余房间均空着不用,环境比较安静。他们住在这幢房子里,直到1938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南,长沙发生大火焚城事件前夜才离去。

帅孟奇大姐和欧阳惠林在上海工作时就认识。1932年欧阳惠林在上海任闸北区委书记期间,闸北虹口地区缫丝厂女工举行同盟罢工。那时,帅孟奇是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她与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长克勤(女)、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王根英(陈赓的夫人)一同来闸北区委协助领导这次联合同盟罢工,这次斗争获得胜利。1932年秋,她因叛徒出卖在上海遭到敌人的逮捕。后被解送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判处了无期徒刑。国共合作后经党中央交涉营救方获得出狱。她是湖南人,曾经留学苏联,为湖南省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出狱后被派来湖南省工委任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湖南省的党组织属于恢复与重建时期。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局面的发展,湖南省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与推开,湖南省工委领导机构亦随之得到逐步充实。全省党的组织范围日益向各地、县扩大,基层组织和单线联系逐渐增多,因此,欧阳惠林所承担的党内文书的传递与书刊的发行工作任务也逐渐加重、繁忙起来。

当时党内文书的传递与书刊的发行,有几种渠道:一是由各县和基层组织单位派人到指定的接头地方来拿;二是由湖南省工委派政治交通员送去;三是对于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基层组织单位有固定稳妥的通信地址则由邮局寄送。无论是来取、派政治交通员送去或者邮寄,凡属书刊都要采用各种形式的包封方法,把它伪装密封好,以免引起国民党邮电检查员的怀疑,遭到检查与没收。至于党内机密指示文件一般多是采用密写办法,不经邮局而派政治交通员专送。由邮局寄递的一般只限于书刊,在伪装包封好后,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投进各个不同的邮局和邮筒内,不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投入一个邮局或一个邮筒里,这样才能避免国民党邮电检查员的发觉。欧阳惠林在湖南省工委负责党内文书的传递与书刊的发行工作期间,为了保密和避免被敌人发觉,在分散投寄书刊时,几乎跑遍了长沙的每个邮局和每个邮筒的地点,熟悉每个邮局各自管理的邮筒范围。因此,文书的传递和书刊的发行工作,看起来是一项简单的纯技术性工作,但是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做好这项工作,欧阳惠林曾费尽了脑筋。

四、邓子恢、曾山安排工作

1939年初,湖南省工委决定调欧阳惠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他手持介绍信到皖南找到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部长的邓子恢接待了他。欧阳惠林说明来意,把介绍信交给邓子恢。邓子恢打开介绍信看过了以后,对他说:“你找的不是我这个民运部。”欧阳惠林听后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介绍信上明明写给新四军民运部,怎么说不是你这个民运部呢!邓子恢接着对欧阳惠林讲:“你找的是东南局。东南局对外也称民运部,驻在丁家山,你找的是丁家山民运部,不是我这个政治部的民运部。大概是你们的同志交信时没有对你讲清楚。因为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一直在加紧反共,限制我党的活动,积极破坏我党的组织,东南局对外不能公开,就改称为新四军民运部,以迷惑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力。所以,这里有两个民运部,一个是军政治部的民运部,一个是丁山家的民运部。”邓子恢在同欧阳惠林谈话中知道他是皖南至德县(现东至县)人,在他把介绍信退还时,又问欧阳惠林说:“你了解不了解你家乡的情况,日寇占领了哪些地方?地方上有没有自发的抗日爱国游击队活动和国民党军队驻军的情况?”欧阳惠林说:“我一点都不了解。”邓子恢说:“新四军来到皖南,我们就是对你家乡那边情况不大了解,因为我们没有你家乡那边的情报关系。”他征求欧阳惠林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先回至德去看看。欧阳惠林说:“我离家乡已经有十多年了,家里没有亲人。家乡人都知道我在外面吃过官司,我回去也恐难发挥作用,搞不到什么情报!”邓子恢说:“你到东南局报到后,把我的这个意见同东南局同志商量一下。”

丁家山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所在地汤村不过二华里许,两村之间只隔一座小山坡。只有一条小路相通,翻过小山坡,就到了丁家山。村落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欧阳惠林找到了东南局,由秘书长温仰春接待了他。他看了介绍信后,问欧阳惠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有没有其它的介绍信?欧阳惠林当即拆开棉衣取出党组织的介绍信交给温仰春。温仰春先安排欧阳惠林住下,等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有空时找他谈话。

这时,正逢周恩来来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商定新四军今后的作战方向。曾山忙于陪同,一时没有时间找他谈话。

东南局招待所就在紧靠东南局负责同志办公住宅(又是宿舍)东。欧阳惠林在招待所里住了几天。有一天组织部同志来通知他到曾山同志处谈话。曾山问了欧阳惠林一些过去的情况,他一一作了回答。曾山见他是皖南人,决定分配他到皖南特委工作。欧阳惠林把邓子恢谈的想要他回至德家乡一趟,搞点那边情报的意见告诉了曾山。曾山问他的意见怎样,欧阳惠林说:“我离开家乡很久,家里没有亲人。我考虑回去没有多大的作用。我也不想回去。”曾山说:“好嘛,那你就不必回至德了。你先去皖南特委报到,至于具体分配工作,待我同皖南特委书记邓振询商量一下再定,然后由邓振询直接同你谈。”

五、良师益友邓振询

1939年三八节的前一天,欧阳惠林到皖南特委报到,找到特委书记邓振询。初次见面,邓振询同志就给欧阳惠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话爽直坦率,热情诚恳,具有工农干部的朴素本色。从这时开始,欧阳惠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因为曾山已经同他谈过有关欧阳惠林的工作,邓振询一见到他就表示欢迎。他问了欧阳惠林过去工作的一些情况后,说他也是不久从国民党统治区江西省委撤退出来被分配到皖南特委工作的。目前他对皖南特委整个地区工作情况也还了解不够全面,但初步印象是地区辽阔,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类型,即:新四军驻防区,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各自情况复杂。在国民党统治区完全采取秘密工作方式,利用统一战线关系进行公开活动。在新四军驻防区和敌占区,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地方党的工作干部比较缺乏。我们有利的条件是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都设在这里,受其直接领导。但是新四军驻防区内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普遍,地方政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的手中,国民党顽固派从各方面限制、监视与破坏我们党的工作,加紧防共、反共的活动。而且在新四军驻军的周围都驻有国民党的部队。所以,我们在新四军驻防区内仍然不能公开党的活动方式,而是以部队政治机关派出的民运工作队(组)或用战地服务团的名义来掩护地方党的活动。在这种地区工作特别要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的特务与反共顽固派分子的阴谋破坏。我们党在皖南地区的工作是相当复杂艰苦的。邓振询说他是外来干部,过去长期在苏区工作,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江西工作过一个时期,调到皖南特委这样一种特殊情况的地区来工作,还缺乏实际经验。目前皖南特委机构尚不健全,他看过欧阳惠林的干部登记表,知道欧阳惠林曾经在白区工作,又是皖南人,比较容易熟悉皖南地区情况。曾山在同他商量时决定留欧阳惠林在皖南特委任秘书。邓振询问他有什么意见。欧阳惠林说:“我没有意见,由组织上决定。但是由于我缺乏工作经验,就怕工作做不好。”邓振询说:“缺乏经验不要紧,慢慢来!凡事都是从头做起,由没有经验到有经验。”欧阳惠林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

不幸的是,1943年8月3日,邓振询随新四军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行动,遇敌情,在部队转移中,渡秦淮河的高桥渡口时,因船沉而牺牲。邓振询是我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群众的杰出领袖,也是欧阳惠林的良师益友。邓振询的牺牲,欧阳惠林万分悲痛。在当年苏南军民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欧阳惠林曾写了一幅挽联悼念他:

皖南初识,苏南重逢,诸事赖教诲,正待指点江山,惊闻良师沉寒水。

万里长征,千里抗战,毕生为革命,方期大展宏图,痛悼民族失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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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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