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方大曾“归来”

■阅读提示

2015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7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光园落成，很多人会问：方大曾是谁？纪念室何以落在保定？

他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我们找不到他的名字。但近年来，由于很多人的“寻找”，方大曾才逐渐“归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不顾炮火奔赴前线，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下中国士兵英勇抗战的事迹，发表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和照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就是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战地记者方大曾——被我国新闻界公认为拍下了中国抗战第一张照片的记者、“七七事变”报道的第一人。

最后一篇抗战报道写于保定

7月7日上午，张在璇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衫，他说今天家里有重要的事：舅舅方大曾的纪念室在保定光园落成。

简单的落成仪式吸引了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多名专家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记者，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国战地记者方大曾的“回归”。

方大曾，是一个曾经被中国新闻史忽略的名字，作为“七七事变”报道的第一人，近年来，他的事迹正在逐渐被挖掘出来。

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评价：“方大曾写出的有关抗日军事活动的一大批新闻作品，是对伟大的全面抗战的忠实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谢谢你们为舅舅找到了家！”落成仪式上，张在璇动情地说，作为原《四川日报》的一名高级记者，同样的职业，让他对舅舅有着更深的理解。

历时半年建成的纪念室设在位于保定光园的保定方志馆里，面积并不大，门口写有“方大曾纪念室”几个字的匾额是方汉奇题写的。整个纪念室呈庄重的灰色调，正面墙上挂着方大曾的半身照，只见他身穿军装，头戴钢帽，目光清澈而坚定，浑身散发着光芒。纪念室的玻璃展台里，一只棕黄色的旅行箱特别显眼，这是方大曾唯一一件存世物品。

新闻人永远在路上，一只旅行箱，见证了方大曾的工作作风，也成为后人将方大曾纪念室落户在保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生于北平的方大曾在抗战初期的前线采访活动多在保定一带，他的最后一篇报道写于保定，最后足迹也留在保定。”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进柱解释说，在保定，他完成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等多篇报道，并向外传递了大量拍自前线的照片。1937年9月18日，他在保定写完战地通讯《平汉北段的变化》，落款为“9·18写于保定蠡县”，刊登在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报上，此后就再无消息，年仅25岁。

早在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时，方大曾就到前线采访。这次长达43天的行程，他全面报道了绥远抗战，写出《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绥东前线视察记》等稿件，引起当时新闻业界范长江、陆诒等人的重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前往卢沟桥采访，写出《卢沟桥抗战记》；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迂回在长辛店、良乡、保定一带，行踪和报道随着战事而动；9月12日，他折回平汉线北段采访；9月18日，涿州沦陷，当时，保定吃紧，他又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采访……

梳理方大曾的采访路线图可以发现，他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战事最紧张的地方。

孙进柱介绍，1937年9月中旬，保定的局势越来越严峻，9月24日至25日两天，日军在保定屠杀约两千多人，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家人失去了方大曾的音信，后来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在保定沦陷中牺牲。

第一个到达卢沟桥前线的中国记者

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期《等着我》，很多观众对这样一个场景记忆深刻：当红色的大门缓缓打开，四名战士护卫着的方大曾半身铜像呈现眼前，全场观众集体起立敬礼，向这名战地记者表达敬意。

1937年7月7日夜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7月10日一早，得知消息的方大曾匆匆与家人告别，骑上自行车就朝着卢沟桥的方向奔去。他成为第一个到达卢沟桥前线的中国记者。

在战事爆发的时候，老百姓都要撤退，但他逆人流而上，要用他的镜头捕捉到中国军人是如何抵抗日军的。

1937年7月11日至7月22日，方大曾在北平家里写出长篇战地通讯《卢沟桥抗战记》；7月23日，稿件和照片寄出；8月1日，《世界知识》杂志刊登。通讯约7000字，详细描述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端、当时守军的态度、敌方的动向，被中外媒体广泛采用，成为世界详细了解中国抗战发端的第一手消息。

他在《卢沟桥抗战记》中形象地道出了采访时的一段危险经历：“‘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有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的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逝之后……”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方大曾的爱国情和大局观在《卢沟桥抗战记》中充分体现，他在文中写道：“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如此预言竟出自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之口！

方大曾就这样与“七七事变”紧紧地连在一起，目前，在中国抗战类纪念馆中，我国拍摄反映“七七事变”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方大曾之手。

当时的方大曾是中外新闻学社的摄影记者，自己采访拍摄，并向报社投稿。这期间，方大曾发表了《抗战图存》、《为国捐躯》、《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一系列专题摄影报道，被国内杂志、报纸广泛使用，影响甚广并流传至今。

随着战事的继续，北平陷落，方大曾有家不能回。为了能继续报道，他找到当时在大公报任职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帮忙，此后，方大曾便以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动在抗战前线。1937年8月初，方大曾独自一人在保定采访，写出了另一篇著名通讯《血战居庸关》。

从现有资料看，方大曾从“七七事变”到失踪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在前线采写长篇通讯8篇，留存下珍贵照片40多张，报道了战争真相，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2006年3月16日，经家属协商后一致同意，方大曾拍摄的837幅珍贵原版底片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更愿意将镜头对准纤夫矿工

绥远战场上肩扛步枪的士兵、满脸煤灰的煤矿工人、汗流浃背的车夫工……在方大曾纪念室，透过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可以发现，他的镜头对准的很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这或许与他的成长历程有关。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生于北平。父亲方振东，译学馆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外交部工作。在妹妹方澄敏眼里，哥哥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眼睛明亮，好像天天都是乐呵呵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小时候，方大曾很喜欢拍照，为了满足他的爱好，母亲花了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台相机，让他在自家院子里拍照。那个年代，1块大洋够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半个月，10块大洋就可以开个小餐馆。

渐渐长大的方大曾对摄影越来越热爱，17岁时，他就发起成立了摄影社团，让年轻人一起拿起相机拍摄身边的人和事。

方大曾的妹妹曾说：“因为设备昂贵，他舍不得拍家里人，而更愿意将相机镜头对准船夫、纤夫、矿工。当时，家门口经常聚集着车夫，哥哥经常拍他们，进出门都跟他们打招呼，却从来不坐洋车。”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1934年毕业后到了北平基督教纪念会做干事。他开始到处旅行，拍摄了大量反映民生、社会变迁、老百姓尤其是底层人民生活的照片。

他生性活泼，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当朋辈们看到他一个大个子出现在活蹦乱跳的小人群中时，就情不自禁唤他“小方”。

“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方大曾如是说。

大学毕业后，他发起成立“中外新闻学社”，并赴绥东战场采访。一天，他出乎意料地给家里寄回一张戎装照片，并在照片右上角写着“母亲大人存念”。

“这一方面告诉母亲，自己在前线一切安好；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已经有献身于战场上的思想准备了。”孙进柱如此认为。

1937年，方大曾失踪。母亲一直不相信儿子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一直在等儿子回家，到1969年去世，她一直等了32年。32年间，老人一直不肯搬家，她说跟儿子约定好了，他只要回来，她都在这儿等着。

去世前，老人才觉得盼儿子回来无望了，就让家里人拆下儿子作暗房用的小木屋的木料，给自己做了一口棺材，她要跟儿子永远在一起。

■人物名片

“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7月出生于北平一个外交官家庭，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长城内外的知名记者，也是许多欧美报刊的供稿人，以摄影和通讯报道见长。其作品大多反映当时的民风民俗、战事及社会变迁。

“七七事变”前后，他以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赴前线采访，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在《世界知识》杂志刊发，成为第一个报道“七七事变”的中国记者。

随着平汉战局的恶化，保定失守，方大曾随三位记者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继续坚持采访报道。1937年9月30日，他的最后一篇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在《大公报》发表后，他音信皆无，方大曾很可能牺牲在抗日前线。后来，范长江撰文《忆小方》以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