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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新中国共同走过的路(下)

曹 源

2015年07月15日13: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中陈云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云受到批判。他的家也被红卫兵抄了。北京街头张贴的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上,出现了不少攻击陈云的大批判文章,还张贴出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大标语。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一些造反派成立了一个“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陈云虽然没有被打倒,还可以出席中央高层组织的游园活动,还可以上天安门,但已经“靠边站”了。党的九大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却没有进政治局,九大之后仍然让他“靠边站”。1969年,陈云被疏散到江西“蹲点”,他的夫人于若木因贴出一张揭发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到湖南一个干校监督劳动,几个子女分散在几个省下放劳动,一家人不能团聚。

在艰难处境中,陈云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包括“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云于1972年4月18日通过江西省委致电周恩来并转毛泽东,提出回北京治病。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了陈云的这一请求,不久陈云就回到北京,并参加了五一节游园活动。当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在江西“蹲点”情况,最后提出希望能够做一些工作。周恩来向毛泽东转交了陈云的信,毛泽东在信上指示:这些都可以同意。这样,陈云就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参与对全国经济工作和外贸工作的领导。1973年党的十大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在此期间,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向中央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此时,陈云的子女仍然分散国内几个地方劳动。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仍被监督劳动,直到1973年底才回到家中。1975年,陈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陈云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四人帮”处处找陈云的麻烦,攻击陈云不坚持自力更生,搞洋奴哲学。因此,陈云的心情并不舒畅。

面对逆境,陈云处之泰然。于若木回忆说:最不开心的时候,我看他(指陈云———笔者注)也不是觉得这个事情使他寝食难安,他处之泰然,他耐心地等待,静观事态的变化,心平气和,也不着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我觉得淡泊明志也说明他清正廉洁,宁静致远说明他观察问题是非常深入的,是能够掌握事情的客观规律的,他宁静,他就多观察,多掌握它的规律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把矛头指向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江青多次找华国锋的麻烦,华国锋顶住了江青的胡闹,而且态度坚决。“四人帮”见华国锋不吃他们那一套,便准备搞武装暴动,派王洪文回上海组织民兵,给上海几十万民兵发了枪炮。他们还试图调动南京军区、沈阳军区部分部队,对中央搞武装胁迫。在“四人帮”的一再进攻面前,华国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中央许多老干部也看透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因此,从1976年9月下旬起,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王震等开始酝酿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在酝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陈云。一方面,陈云考虑问题周到、细致、深入,又熟悉党内事务,听取他的意见,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另一方面,由于陈云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有他的支持,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就会受到党内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举措才能顺利实施。

1976年9月下旬一天的晚上,王震驱车到北长街陈云家里。陈云早已在客厅里等候。王震见到陈云,相互问安,陈云的家人献上茶后,即退出了客厅,客厅只有陈云和王震两个人。王震开门见山地说:是叶帅委托我来的,找你就是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现在“四人帮”很猖狂,如果听任他们这样搞下去,他们就会篡党夺权。到那时候,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人头落地,全国人民也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四人帮”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有一个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爪牙遍布中央一些要害部门,全国许多地方也都有他们的拥护者。要解决“四人帮”,总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特来征求你的意见。

陈云表示,完全赞成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陈云又提出:抓“四人帮”一定要符合党法,否则,对党的历史,对后人都无法交待。我们不能开一个不好的先例。陈云深思了一会儿,提出:我初步考虑,可以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通过开全会,用表决的办法,将“四人帮”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拿掉,震动会小一些,但是我还没有考虑好,让我再考虑几天。

王震听了陈云这番话后,表示赞成陈云慎重的态度,都好好考虑考虑。王震还表示,过几天他再来。王震告辞后,直接驱车去西山,向叶帅回话去了。

王震走后,陈云把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文件找了出来,专门研究这份文件里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陈云过去长期管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对干部情况比较熟悉。后来,他也一直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对中央的干部很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冷眼旁观,对“四人帮”网罗亲信等情况看得也清楚。他利用自己这一有利条件,沉下心来,对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情况,都进行反复分析,有把握不准的,就派身边工作人员迅速去了解。一连几天,陈云都在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为了尽快研究透这个名单,一向身体不好的陈云,也打破了生活规律,休息的时间少了,有时他很晚才睡觉。他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时,认定是“四人帮”的人,就用红笔圈起来。这样,一个一个地慎重研究,一个一个地圈,研究来研究去,陈云发现,“四人帮”的人,或者思想极左倾向于“四人帮”的人,在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果通过开中央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未必有十分的把握能达到目的,搞得不好,还可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适得其反。于是,陈云改变了自己原来关于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初步设想。过了几天,王震又来到陈云家,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陈云进一步商量。陈云向王震谈了自己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得出的结果,并提出,应当放弃通过开中央全会来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但是,用什么办法解决“四人帮”好呢?陈云提出,如果只由管军队的领导人动用部队抓“四人帮”,虽然简单,但恐怕也不十分妥当,因为这有兵变的嫌疑,这样抓“四人帮”也有一个合不合法的问题。最后,陈云提出:必要的条件是必须有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现在,是中央实际的“一把手”,由华国锋亲自做出决策,亲自出面抓“四人帮”,就合乎党法了,解决“四人帮”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陈云请王震将自己的这个意见转告叶剑英。王震表示,一定把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原原本本转告给叶帅。

叶剑英听王震转达陈云的意见后,从心里赞成陈云的意见。此后,叶剑英就把陈云的这一意见,作为解决“四人帮”的基本方案,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商量,初步确定了由华国锋出面,用召开中央政治局部分常委开会,让姚文元列席的办法,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调到中南海怀仁堂抓捕,再专门派人抓江青和毛远新的决策。

为了更慎重些,在把这一决策最后敲定之前的1976年10月初,叶剑英派秘书乘车到陈云家中,请陈云去西山作最后的商议。由于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四人帮”在北京的耳目众多,他们的爪牙也在一些要害部门掌权,因此,陈云心里明白,此次西山之行,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防不测,他临行前,把一直带在身上的办公桌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儿子陈元。

陈云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与这位老战友见了面。二人没有更多的寒暄,直接进入话题。叶剑英把他让秘书整理的毛主席多次批评“四人帮”的讲话,给陈云看。陈云看过之后,叶剑英问陈云:“怎么办?”陈云答道:“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二人进一步研究了抓“四人帮”的方案。一个重大的历史决策,就这样最后确定了。

按此方案,华国锋、叶剑英做出了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最后决策。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回想起来,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还是陈云的方案最为稳妥。由华国锋做出决策,代表党中央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既十分顺利地解决了“四人帮”,又合乎党法,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全国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下来,新中国在不发生巨大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

陈云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提出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治、经济情况转入正常运转。陈云对此也感到高兴。但不久,“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们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笔者注)在中央形成一股风,在这股风之下,“文革”中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得不到解决,各方面工作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走上正确轨道。更重要的是: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人们的思想还处于僵化的状态,就不能突破“左”的那一套,而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还存在滑入另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陈云目睹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的政治局势,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他认识到,如果不突破“两个凡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可能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经过一段时间思索后,陈云决定,向“两个凡是”发起冲击,为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做一点工作。

但是,要向“两个凡是”发起冲击,又谈何容易。“两个凡是”已经写进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成了“中央精神”,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也对各方面的宣传控制很严,发现稍有不符合“两个凡是”的情况,立即进行严厉批评,甚至进行制裁。党内出现了谁也不敢讲话,更不敢碰“两个凡是”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陈云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了挑战。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全党公开强调“两个凡是”并且一再强调不准提天安门事件的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陈云在这个书面发言中写道: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在这个书面发言中,陈云专门提到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写道:“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这个书面发言,在上海代表团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代表发言,表示拥护陈云同志的意见。接着,消息传到了其他各省代表团,其他各省代表团的很多代表纷纷表示:听说陈云同志有一个书面发言,我们拥护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还要求中央工作会议秘书处把陈云的书面发言印成简报,发给全体代表进行讨论。陈云的书面发言内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传开,给中央工作会议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此也十分重视。他与其他一些人商量后,指示会议工作班子负责人,要他以会议工作班子的名义派人找陈云当面商量,请陈云按照 “两个凡是”的口径,修改这篇书面发言,并且说:修改后,才可发简报。不料,会议工作人员找陈云提出这一意见时,却被陈云坚决拒绝。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原来的书面发言稿发,我的书面发言,不能修改。最后虽然陈云的书面发言没有发表在会议简报上,但是它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云的这篇书面发言,对“两个凡是”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到的,恰恰是当时毛泽东批准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天安门事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十分敏感,也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关注。如果按陈云的意见,突破对天安门事件的原有定性,就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同时,陈云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冲击。因为1976年4月解除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也是毛泽东批准的,现在再按照陈云的意见,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而且,陈云更深的考虑是: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才能使中央领导核心发生变化,中央高层就会有一个提出并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并把全党的认识逐步引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可见,陈云的书面发言,不仅分量重,而且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书面发言。

今天,人们查一下历史文献,会惊异地发现:第一个向“两个凡是”发起冲击的,正是陈云的这篇书面发言。其他反对“两个凡是”的发言、文章等,都是在这之后才逐步出现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的谈话和文章在党内发生了重大影响

1977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央内部,特别是在中央的高层,正在酝酿着变化。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一些了,对历史上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的问题,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人们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同时,人们迫切希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迅速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正是在党员、干部、群众中有这样思想基础的前提下,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同时,大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决定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讲话,在大会上也深得人心。人们有解放思想的强烈愿望,盼望中央能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而当时党内存在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党内民主风气还没有树立起来,还有思想禁区。要打破沉闷的空气,首要问题是发扬党内民主。可以说,当时党处于是发扬党内民主还是继续保持沉闷的关键时刻。

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要时刻,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推动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的进步,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重大历史责任。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发表的一些重要谈话和文章,对推动党内民主的进程,起到了重大影响作用。

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陈云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大会政治报告的会议上发言时,针对目前党内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风气的现状,专门提到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他说:抓纲治国,首先是治党,而治党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是对那些不实事求是的人要保持警惕,这些人抬轿子、吹喇叭,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第二是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盛行。有了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隔了两天,陈云在党的十一大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再次发言提出:在“党员对于党组织决议、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这一条中,加上“允许保留意见”一句。陈云在十一大上的这两次发言,所谈的问题,集中在发扬党内民主之上。陈云的意见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各代表团在讨论时,都表示赞成陈云的意见。大家还就党内目前没有形成民主的风气,有禁区,大家不敢说话等问题,提了许多意见。会上有人还对那些看风使舵,抬轿子,吹喇叭,随风倒的人提出指责,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心里已经很清楚。同时,大会还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在党章中写上了“党员对决定有不同意见要允许保留意见”这句话。

陈云的发言,给这次大会吹进了一股新风。从此,许多代表在党的会议上敢讲话了,敢提不同意见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风气,逐渐有了起色,在中央开的一些的会议上,在各省一级的常委会上,也有人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了,“一言堂”吃不开了,不再死气沉沉了。

1977年由于在总体上党还在“两个凡是”思想控制之下,因此,党内还有禁区,这特别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而历史问题,又集中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在“文化大革命”历史范围内,又集中在对毛泽东亲自定的问题可不可以推翻问题上;这个问题,又集中在如何看待刘少奇的冤案问题上。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处于挨批挨整的地位,之后,他又被恶毒攻击和陷害,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十年,并且已经被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本人也已经惨死在河南开封。在那个时代长大的青年人,对刘少奇似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这是个坏人。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又与打倒刘少奇有内在联系,刘少奇一案直接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因此,当时党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刘少奇的案不能翻,是铁案。同时,刘少奇一案又是毛泽东定的,这又涉及到毛泽东威望问题,自然也涉及“两个凡是”问题。

但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陈云,在那个时候,偏偏要为刘少奇说几句话。1977年9月26日、27日,陈云应邀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审查资料所发表的谈话中,专门提到了刘少奇。他说:关于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后来问周总理,他说这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停战令上的话。

上面这些话,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高层第一次有人为刘少奇说的公道话。陈云就是第一个为刘少奇说公道话的人。虽然当时陈云说的只是一件事情———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件事情,但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党内也没有一个人敢出面为刘少奇说句公道话。而提出在这一件事情上要纠正错误,实际上就是提出要为刘少奇平反的先声。从这件事情上,足见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陈云第一个站出来为刘少奇说公道话,在当时起到了两个重大作用:一、在关系重大错案问题上又一次向“两个凡是”提出新挑战;二、揭开了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序幕。

党的十一大开过之后,就全党情况来说,思想还谈不上解放,“两个凡是”的空气还很浓,广大党员、干部还感到压抑。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盛行,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被抛弃了。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当时党内思想、政治状况有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的陈云,于1977年9月,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对于打破全党沉闷的空气,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作用。

陈云的这篇于1977年9月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是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陈云在文章中写道:毛主席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毛主席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不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

陈云的这篇文章,直接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对“两个凡是”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很有战斗力。由于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因此,对全党和全国影响都很大。正是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党内许多干部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更加大胆的怀疑,有的干部还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人在研究新中国的这一段历史时会注意到:陈云发表这篇文章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还没有人提出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1978年的5月10日———笔者注)。客观地说,陈云发表的这篇文章,对于引发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仍然推行“两个凡是”,因此,要想从全局上全面解决中国共产党存在的问题,是有困难的。考虑到这一情况,陈云决定从提出具体问题入手,改变全党思想禁锢的状况。1978年1月3日,陈云直接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陈云在信中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决定把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这件事在党内影响非常大,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康生的陷害,一大批干部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等所谓“历史问题”的帽子,被长期关押、审查。王鹤寿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把对历史冤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历史冤案的平反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

王鹤寿的问题解决后,陈云又于1978年4月24日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转交曾志(陶铸的夫人———笔者注)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并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中央接到陈云的这封信后,接受了陈云的意见,按照陈云的提议,对陶铸的问题进行了再次审查,最终确定:所谓陶铸的“历史问题”,纯属冤案。1978年12月,中央为陶铸平反。在陈云的推动下,中央为陶铸平反这件事,在全党、全国的影响也非常大。从北京到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历史冤案纷纷被提出并要求平反。这些平反冤案要求的提出,意义不光在于给受迫害而蒙冤者本人及家属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进一步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冲击。

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突破原定会议框框,推动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以前大一些,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党政军各部门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

按照中央事先的安排,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三个:一、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讨论有关此议题的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当时的与会者中没有任何人对于这一安排提出异议。只有陈云,对这一安排十分不满。会议开始后,陈云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接着,陈云提出了解决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问题,解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同志的冤案问题,公正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还指出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大批干部的问题。陈云的这个发言,很快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开了。参加会议的人抛开了原定的会议主要议题,开始集中讨论陈云提出的重大问题。接着,大家很自然地把注意力和话题集中到突破“两个凡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这就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由于陈云的发言转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直接推动了党中央接着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会议也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停止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提出了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问题、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会议还对中央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起到了关键作用。陈云提出的要解决党内遗留的重大历史问题,经济建设要采取正确方针等意见,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新中国经过经济建设的几次反复,经过政治上的几次大的斗争,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党大多数同志认识到:陈云同志是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都能提出并且坚持正确主张的党的优秀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此,陈云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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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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