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名师生被迫流亡

办学经费极充足的大学

东北大学校史专家、文法学院退休教授王国钧介绍，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大学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已有理、工、文、法、农和教育6个学院8个专修科，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就是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的学生。

办教育，缺少资金，没有经费，在旧中国的教育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当时的东北大学从来没有在资金方面出过状况。

据《奉天通志》记载，奉天省拨给东北大学的经费逐年增加，特别是张学良任校长以后，增加的幅度更大。“1923年，43.9万银元……1926年，51.7万银元，1927年，79.1万银元，1928年，121万银元，1929年，133万银元。 ”王国钧说：“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清华大学是120万银元。 ”

因为经费充足，所以东北大学的教师待遇很高。一般教授的月薪可达到400银元，章士钊的月薪高达800银元。此外，学校还为教授特别修建了舒适的住宅以及教授俱乐部，专供教授及其家属休息和娱乐。

到1929年，东北大学已有教师300余名，其中教授99名。当时来东北大学任教的有数学泰斗冯祖荀、国学家章士钊、国学家梁漱溟、国学家罗文干、化学家庄长恭、机械学家刘仙洲、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东北大学校园。此外，还有在校学生3000多人，一时之间东北大学也成为中国师生人数最多的大学。

当时，东北大学还有一家规模庞大的校办工厂，坐落在东北大学北陵校园的西侧，占地338亩。东北大学校办工厂共设有11个工场，分别是土木系修客车工场、铸工系翻砂工场、土木系修货车工场、土木系木工场、铁工系镟工场、铁工系铆车工场、铁工系汽锤工场、铁工系修锅炉场、原动系发电场、原动系锅炉场和印刷厂等，全厂职工近700人。

东北大学的工厂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东北大学各院系专业的学生经常到工厂实习，以达到研究学术、增长知识和才干的目的。尽管如此，工厂还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有记载可查的1927年至1928年之间，工厂获得纯利润343.96万银元。

有形资产损失7.9亿美元

对于有形的资产，经过统计，东北大学共损失7.93亿美元。从可以查到的档案看，包括所有39个实验室以及仪器设备，其中有物理系的3395件，天文学系的14件，工学院的10151件。此外，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的动植物标本，还有学校的大量教具，这些全都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破坏，不知所终。

日军侵占东北大学工厂之后，将其划为皇姑屯工厂的分厂，称“御花园分厂”，主要承担铁路客车修理业务，成为直接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利益的工具。

1935年11月，“御花园分厂”发生火灾，被彻底烧毁。

沈阳沦陷，东北大学校园也被日军强占，破坏严重。 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时，不得不进行全面维修。

“九一八”事变对于东北大学师生最大的伤害还来自精神上。

最开始，流亡到北京的师生，只能在街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中，失去家乡和学校的屈辱，使得师生受到精神上的极大摧残。

王国钧说：“东北大学师生到达北京后，3000多名学生只剩下几百名，300多位教师只剩下几十位。 ”

曾经汇集众多知名教授

特别让人惋惜的就是那300多位教师的损失，这些教师90%以上毕业于世界著名大学，并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其中很多教授都是各自学科的学术泰斗、鼻祖和大师级别的著名学者。 “九一八”事变迫使他们离开东北大学，或转行或流散到其他大学任教，这是东北大学历史上最为无法挽回的损失。

章士钊——1930年，受张学良之邀从欧洲回国，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31年担任文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不久之后挂牌当上律师。

1937年3月，章士钊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党政府任命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

1949年，章士钊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定居北京。

刘仙洲——1928年，刘仙洲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务，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兼工学院机械学系主任。他主讲机械原理、热机学等课程，对东北大学机械学系的创建作出很大贡献。“九一八”事变后，刘仙洲离开东北大学，受聘为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刘仙洲从1933年开始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成为我国机械工程名词的统一者。刘仙洲还编写了15本中文版机械工程教材，是我国中文版机械工程教材的奠基者。其中的《机械原理》一书长期广泛使用于我国各大学工科院系，哺育了我国几代工程人才。

1955年，刘仙洲以65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梁思成——1928年8月，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并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九一八”事变后，梁思成于1931年9月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

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

林徽因——1929年3月，追随梁思成来到东北大学任教授，讲授《美学》、《建筑设计》、《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九一八”事变后，林徽因离开沈阳，来到北平，与丈夫梁思成一起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

1952年5月，林徽因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委员，参加设计工作，她和助手一起，经过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花圈纹饰的图案设计。

罗文干——1928年12月，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 1931年，罗文干又被聘为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2月，罗文干出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 1932年1月，罗文干又兼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38年，罗文干回到校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何育杰——1927年 9月，出任东北大学物理系主任,主讲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门课程，在当时被视为艰深学科。何育杰一边收集资料，一边编写讲义，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德、英两种文字，何育杰将德文版的《波动力学通论》译成英文，给学生提供了多种文字的物理学参考书。

抗战爆发后，何育杰携家眷到重庆避难，忧国成疾，又因生活困难，1939年1月卒于重庆。 1940年，中国科学社设立了“何育杰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物理学设立的奖金。

庄长恭——1925年8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并担任化学系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庄长恭赴德国担任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 1956年3月，庄长恭出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高亨——1925年秋，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以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先生为导师。 1929年，高亨受聘为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学系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高亨随东北大学师生来到北平。之后，高亨又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等大学教授。1953年，高亨任山东大学教授。 1967年，高亨调至北京，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图片由本报记者郑磊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