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与保卫中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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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右1为廖承志，右4为宋庆龄。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在香港期间，廖承志还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月，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同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廖承志兼任秘书长。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先生担任宣传工作。此外，廖梦醒、邹韬奋、许乃波等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在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有由法朗士负责的财政委员会；由贝克登负责的运送委员会；由邹韬奋负责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由玛丽恩·苔德莉女士负责的促进委员会等。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强调：“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其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成立后将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大力开展反法西斯侵略和争取民族生存的政治斗争，并在广州、上海设立了分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向全国展开。此外，宋庆龄还与廖承志共同协商寻求国际合作的方略，廖承志提出保卫中国同盟要与美、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援华会取得联系，做点工作，使保卫中国同盟成为国际统一战线组织，宋庆龄极为赞同。当他们得知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麦得逊、诺坦普旺、匹兹堡、火奴鲁等地都成立了友好援华团体，经过多次联系之后，这些团体的援华资金和药品源源不断运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接着，法国、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秘鲁等国的援华团体也纷纷把物资运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很快成为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援华组织。

“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当时的主要成员有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外事记者阿瑟·克莱格、“左翼读书会”创办及主持人维克多·戈兰兹、《新政治家与国家》杂志主编金斯莱·马丁、女权运动者和社会活动家玛乔丽·弗来以及英国工党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等。抗日战争时期，这一英国援华会曾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国人民抗日。阿瑟·克莱格曾提议帮助八路军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并筹捐了一笔建院经费交给保卫中国同盟。

廖承志建议将国际和平医院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五台山。这时恰好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远渡重洋，携带价值5000美元的药品和器械到达香港。宋庆龄和廖承志很快排好行程，使白求恩一行经武汉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然后很快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投入了战斗。国际和

平医院建立后，廖承志又转来了英国援华经费2450英镑，作为医院的经费。后来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开设国际和平医院分院，计划逐步建立起有8个中心医院和42个分院的医疗网。1938年秋，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专程到香港，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支援蚊帐和奎宁等药品。经廖承志与宋庆龄沟通后，宋庆龄及时指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开展援助新四军的运动。这年12月，上海各界慰劳团在王纪华、顾执中的带领下，秘密越过日寇封锁线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将保卫中国同盟募集的物资和药品交给叶挺军长。随后，宋庆龄又指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派出吴大琨、殷扬(杨帆)率领第二批慰劳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00个奎宁片、400听炼乳、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慰问新四军，当场还有20名爱国青年自愿留下来参加新四军。同年冬天，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得知新四军因缺少棉衣和被褥、战士被严重冻伤的消息后，便与廖承志商量，立即发起一场支援新四军的“两万条毛毯运动”，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等许多援华团体纷纷捐款，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当时，为了推动国际进步力量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在廖承志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下，1939年5月，宋庆龄、陈翰笙等在香港发起成立“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基督教主教英国人何明华任主席，委员有斯诺、路易·艾黎、美籍普律德女士等，陈翰笙任秘书。“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分配贷款，协助推进计划、视察，介绍技术及其他专家，设置研究机构，办理训练工作，出版刊物等。“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成立，扩大了对外宣传，加强了训练工作，沟通了捐款者与指导机构的意见。由于“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推动，在纽约、伦敦等地还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进步团体以及国际友人中募集捐款，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转送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一部分交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用于指定的“工合”业务和训练工作。当时“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募集到的款项约500万美元。

廖承志曾向宋庆龄反映八路军的棉衣、棉坎肩、背包和军鞋短缺情况，宋庆龄就委托“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赶制10万件棉大衣和一批棉坎肩、背包和军鞋，运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9年9月25日，毛泽东曾致函“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主席何明华先生，对该会在帮助中国抗战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深表感佩，对其为解放区争取国际支援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一信函是委托廖承志登门转交的。廖承志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宋庆龄、何香凝，大家都认为这是对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工作的最高评价。后来，在宋庆龄、廖承志团结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工合”组织遍布全国18个省，拥有2300多个合作社，社员总数达5 万多人，连同工作人员发展到20 多万人，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力量。保卫中国同盟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蒋介石的恼怒，他下令国民党特务施展各种手段，对其成员进行威胁，甚至对宋庆龄、廖承志下毒手，廖承志曾作如下回忆：蒋介石用各种卑鄙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但保卫中国同盟以加倍努力回答了这些阴谋。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侵略者即将大举进攻香港，宋庆龄、廖承志沉着地做好保卫中国同盟的善后工作。在特别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紧急通知，指示廖承志务必全力以赴保护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顺利离开香港前往重庆。12月10日晚，在日寇侵占启德机场前几小时，宋庆龄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后来廖承志怀着对宋庆龄的深厚感情写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初创时期》一文，刊登在1949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上，追忆了协助宋庆龄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的难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