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芳烈士
杜子孚烈士
李永安烈士塑像
青纱帐里摆战场
子弟兵和边区老百姓鱼水情深
石景芳:浴血正是黑暗时
无棣县刘凤台村教书先生石庆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37年8月间,儿子石景芳(石玉琮)与关星甫、冯景恩、于梅仙、徐尚武等一帮子年轻人,扯起一面“抗日救亡会”大旗起反了。
石景芳的大哥石景纯跟着起反了。
村里几十个年轻人跟着起反了。
很快,全县有800多人跟着起反了。
石庆怀对这帮年轻人的能量很纳闷,他拿起儿子“忘”在桌子上的书来看,看着看着心里亮堂了,他从心里也跟着起反了。
石庆怀家成了起反人的饭店,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点,他是站岗放哨人。
9月,津浦铁路沿线,日本鬼子炮火开路快速南下。
渤海湾畔,国民党无棣县政府官员四处征缴粮款,中饱私囊,南逃前再捞一把。
活动在无棣县乡村的共产党,打响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这天,石景芳闻听官府又要派人到水湾一带逼迫村民出官车,他和共产党员张荣亭商定:“截官车!”石景芳借来两杆枪,和张荣亭等人赶到洼杨家村后预先埋伏。10多辆马车沿路而来,“乒、乒——”枪一响,4个押车的差役吓得跳车逃跑。石景芳他们把截下的马车交还给车主,民众纷纷夸赞他“虎胆英雄”。
这一枪也打醒了石景芳:打鬼子,拉队伍,要有枪。
买枪,缺钱。石景芳想到了国民党无棣县政府截取的教育经费。10月,他和张荣亭、徐尚武等人以无棣“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名义,发动全县300多名小学教师签名,追讨教育经费,县政府被迫拿出了2400元(法币)。石景芳和父亲商量,变卖了部分家产,用这两笔钱购买了20支步枪(原有10支枪),拉起了40多人的队伍——无棣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石景芳任大队教导员。
民众风传:共产党在无棣县起反了!
1938年2月,石景芳带领游击大队加入了冀鲁边区工委领导的“第三十一游击支队”,担任支队政治特派员。初秋,他奉命到河北省东光县创建抗日根据地,相继组建了中共东光县党支部、抗日武装大队(后为县大队)。8月31日,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灯明寺镇东于村成立,石景芳任县长。
成立大会上,石景芳慷慨激昂地说:“同胞们,小鬼子打到咱家里来了,我们要奋起反抗!大家不论是穷人富人、农民商人、平民士绅,咱都是中国人,小鬼子是咱们的共同敌人。大家以往相互之间不管有过多大仇,多大恨,都大不过跟小鬼子的国仇,都大不过跟小鬼子的民族恨。眼前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大家都放下过往的恩怨,联起手来保国卫家,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之后,石景芳前往小刘庄拜访清末武举“三大人”刘子仁。刘子仁曾在军阀张勋部当过统领,参加过直奉交战,颇有军事韬略,后来解甲归田。鬼子来了,世道乱了,他和儿子刘虎臣拉起一支有60多条枪的护院武装。刘子仁爱国,支持抗日,石景芳请他出山。
二人见面,石景芳开诚布公:“刘老先生的举动令人钦佩。但是,不知先生想过没有,当前敌强我弱,凭借几十个人、几十杆枪,能打得过鬼子吗?”
刘子仁说:“不能。”
“那你说,县大队能打得过鬼子吗?”
刘子仁看着石景芳不说话。
石景芳说:“县大队现在这点人马,也打不过鬼子。”
“鄙人自知独木难支,我是在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力。”刘子仁忧心地说。
石景芳接话:“先生说的极是,中国的土地岂能容忍外寇任意践踏!你一支护院队,我一支县大队,力量都有限。如果把所有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打鬼子,力量就大了。兄弟同心,力可断金哪!”
刘子仁点头赞同。
石景芳诚恳地说:“先生文武兼备,又有一颗报国之心,此次我来就是请先生到县大队担任副大队长,一起打鬼子。”
刘子仁犹豫。石景芳进一步说:“先生别看县大队眼下人少,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后面是千百万支持抗日的民众,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兵源,有源源不断的财力,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还愁打不败小鬼子?”
几经交心商谈,刘子仁父子带着护院武装加入了县大队,他担任了副大队长。后来,刘子仁因年高体弱退下前线,在家为八路军扩兵,购买子弹,传递情报,毅然送孙子刘崧畴当了八路军。
1941年冬天,河北省南皮县抗日县大队攻打地主武装“桃园侯”,战事不顺,县大队抓住了“桃园侯”家的几岁的小少爷,遂以小少爷作抵押,要求对方拿50条枪来换。
正巧,时任冀鲁边一专署专员、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石景芳来检查工作。他了解此事后对县大队的同志说:“拿孩子作人质做法不当,违反党的政策,不利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我们要通过向他申明民族大义,讲清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抗日。只要工作方法对头,这支武装有希望争取过来,换几条枪不如换一支抗日队伍。”
县大队按照石景芳的指示,送还小少爷。此后,县大队多次派人与“桃园侯”会面,疏通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双方冰释前嫌,“桃园侯”转变了立场,参加了抗日。
自1939年至1942年,石景芳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抗日民主政策300多项,被边区党委评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边区党委制定了新政策,也先在一专署、一军分区试行后再行推广,石景芳由此被称为“模范专员”。
黑暗,是魔鬼疯狂的乐园。
1942年6月18日,农历是五月初五,传统的端午节。
冀鲁边区百姓家家门上插了艾叶。但是,没有能够驱瘴辟邪。
这天深夜,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驻在东光县大、小单村一带的冀鲁边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19日凌晨,枪声响起。石景芳、杜子孚(冀鲁边一地委书记、第一军分区政委)、邸玉栋(一地委组织部长)等人紧急决定:组织部队立即穿越鬲津河突围。
石景芳带领一部从大单村沿着三营盘(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的交通沟向鬲津河行进,到了河堤向东一看,不远处大批日伪军顺着河岸向西而来,在此过河来不及了。石景芳立即转道,顺着交通沟来到砥桥村这边的鬲津河堤下。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发现了交通沟里的八路军,突然开火,一批同志倒下去。
部队撤到寺后杨时,石景芳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石景芳对他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这时,从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敌人冲到村口了,战士们猛烈开火,打倒一片敌人,暂时阻滞了敌人进攻。战士们乘势突围,刚撤到赵家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迎面遇到第二层合围的敌人。石景芳他们凭借一片坟场作掩护,与敌人拼杀。石景芳大喊:“同志们,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时刻到了,我们的血不会白流,黑暗即将过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战士们子弹打光了。敌人嚎叫着冲上来,石景芳忍着伤痛和战士们背靠背围成圆圈,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砖头、拳头砸,用牙咬。寡不敌众,石景芳等流尽最后一滴血。石景芳年仅28岁。
杜子孚:丹心报国以身许
1937年9月28日,日本鬼子占领了河北省泊镇。
泊镇省立第九师范教室里,杜子孚(杜兰友)再也坐不住了:太阳旗下,山河沦陷,眼看祖国大地没有一块净土,热血青年怎还能安坐教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杜子孚好恨呢!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6年前,“九一八”之后,日本鬼子占据了东北三省,杜子孚心如刀绞。他联络同学在校园、上集市演讲,控诉鬼子的侵略罪行。邸桥大集上,杜子孚身穿长衫,目光炯炯,他跳到一辆大车上,挥舞着拳头高喊:“乡亲们,小鬼子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抢我财产,我们绝不答应!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年,他才16岁。
两年后,杜子孚考取了天津省立第一师范。老杜家几辈人里出了这么一个读书人啊!父亲狠着心典当了三亩好地,新婚妻子刘淑贞变卖了14件嫁妆,供他去上学。
国家多难,哪有安心读书的地方!大汉奸殷汝耕投靠日寇,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激起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杜子孚积极响应,当选天津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一说为天津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带领同学们贴标语,发传单,到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参与组织了天津市大中学生举行的“一二·一八”大游行,揭发汉奸投降卖国行径。
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1936年初,杜子孚回到家乡南皮县后郑村(现为山东宁津县)。不久,又考入泊镇九师就读,他组织同学继续抗日宣传活动。年集上,身穿大棉袍子的杜子孚站在凳子上演讲,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刘淑贞(建国后曾在淄博和青岛人民银行任职)回忆说:“子孚有血性,是个烈性子。他讲话充满激情,很有扇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
……
杜子孚义愤填膺,他决定:不读书了,拿起枪去打鬼子!
杜子孚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经张文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找到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马振华,要求参加抗日队伍。马振华了解杜子孚的情况,对他说:“我们正在冀鲁边区各县组建‘战地动员委员会’,组建抗日队伍,发动全民抗战。你家在南皮,熟悉情况,工委决定派你回去组建‘战委会’,由你担任主任。”杜子孚慨然答应。
杜子孚首先把全家人给动员了——父母亲、岳父母、妻子、大哥、侄子。
杜子孚家里挖了地洞,里面空间很大,有许多“房间”。地委、专署的石印股和交通站就设在这里,编辑、印刷党的文件和抗日材料。他的父、兄、嫂、妻等,帮着收藏文件、送信、传递情报和印刷文件等。抗战经费很困难,募集的钱不够用,他父亲典当了3.8亩土地,从中替出钱用于抗战。
妻子刘淑贞给同志们望风、做饭、当联络员,护理住在家中的伤病员。后郑村离鬼子在大白庄的炮楼不到二里地,一有风吹草动,刘淑贞就用暗号通知大家,地面上的人迅速藏进地洞。
杜子孚的哥哥杜兰普是村党支部书记。有一次鬼子大扫荡,一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住在他家养病不能行走,他和二儿子杜书湘用筐抬着他跑了20多里,脱离了危险。他和村里的党员随时锄奸,保障石印股安全,曾秘密处决了一个向鬼子告密的汉奸妓女。
杜兰普的三儿子杜书平是八路军交通员,被捕后隐瞒了身份,但没能营救出来。据说,后来被押往日本做劳工,至今不知所终。四儿子杜书荣念过几年书,参加八路军后当了地委的秘书主任。
杜兰普13岁的五儿子杜萍也帮着送信。一次送信途中遇到鬼子,他躲避不及,鬼子追他,跑到鬲津河岸时被鬼子开枪打中,倒在地上。鬼子走近一看是个孩子,便弃之而去。过后,杜兰普把他背回家,发现子弹从肩部穿出,幸未伤及要害。从此,他正式参加革命(建国后在禹城市农业局工作)。
杜子孚和张白水不畏艰险,组建区、村抗日政权,带领民众扒围破寨,袭扰打击敌人。1938年秋,肖华率“挺纵”来到冀鲁边区,杜子孚被任命为津南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年,担任中共东光县委书记,同石景芳一起组建起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领导抗日军民挖地道、挖战壕,端据点,炸岗楼,扒铁路,破公路,打伏击,搅得鬼子日夜不宁。
周玉峰(关锋)深情回忆当年同杜子孚共同战斗的那段经历说:“1941年他当二地委书记时,我当宣传部长。打游击,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他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他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民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我们对敌伪策反工作做得好,敌人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当时我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
刘淑贞终生记得,杜子孚血洒“四柳林”,是他26周岁生日刚过的第九天。
这一天,杜子孚和石景芳带领干部战士分头突围,杜子孚一部刚到崔达村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提前隐蔽在沟里的鬼子突然开火,60多名同志当场牺牲。
“快!向后撤!”杜子孚指挥战士撤到赵家柳林附近,对面又有大批敌人冲过来,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他们受到两面夹击。杜子孚激愤地大声说:“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拼到底!”
在与敌人惨烈的搏杀中,杜子孚、邸玉栋、妇救会主任崔兰仙、文救会主任吕器、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300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全部被敌人杀害。
日伪军撤走后,当地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村民含泪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找到杜子孚的遗体时,他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支驳壳枪,还剩了三颗子弹。
杜子孚牺牲后,刘淑贞擦干眼泪,带上7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赶到一地委驻地乐陵,走进了革命队伍。她说:“子孚牺牲了,鬼子还没有打完,我要接过他手中的枪,干完他没有做完的事情。”每次行军转移,战士们背着两个孩子,说:“一定保护好杜政委的儿子。”
1942年隆冬,鬼子扫荡杜子孚岳父刘银河居住的张木春村,抓抗属。鬼子将他岳父母和上百名乡亲驱赶到村东打谷场上,把他岳母打得昏死在雪地上,鬼子挥刀砍下他岳父的头颅。
李永安:一将抵挡万寇勇
宁津县杜集镇李麻村有24人为抗战捐躯,在全县是烈士最多的村庄。这些人都是跟着李永安“跑八路”的。死者亲属们不怪李永安。他们说:“我们的亲人不死,会有更多的人死在小鬼子手里。”“没有他们的赴死,就没有后来的平安日子。”
位卑未敢忘忧国啊!
卢沟桥“七七”事变,神州发出怒吼。9月17日,中共宁津县委委员张策平和东区区委副书记李永安,带着十几个人,在李家镇村大庙里插上了抗日大旗。第二天,队伍呼啦啦扩大到四五十个人、30多条枪。10月,张策平、李永安带领队伍加入了“第三十一游击支队”,李永安任第二十二路政治部主任。次年9月,李永安调任阳信县特务队队长,特务队改编县大队后任大队教导员。当时,县大队缺吃少穿,武器装备差。
打狗也要有根棍。
民主抗日县长兼县大队长薛汉三和李永安召集一些开明士绅和社会名流,动员捐钱捐物。李永安说得情真意切:“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日,不怕牺牲；共产党坚决主张联合抗日,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天南地北；我们坚决不当亡国奴,大家要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如果大家惜力惜财,国家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士绅、名流们闻言为之动容:“八路军为救国豁出性命打鬼子,我们理当出钱出物。”他们捐出了11支长短枪,一批银元和粮食。县大队改善了武器装备,解决了吃饭急需。
1940年冬天,县大队侦察员探知,阳信县城的200多名日伪军,明天分乘4辆汽车到城西一带抢粮。李永安决定打伏击。伏击地点选在敌人的必经之路——城西20里处的一片大洼里,这里有一条大壕沟,壕沟两旁有沙丘,易于藏兵掩身。
第二天清晨,李永安率队趁着夜色悄悄埋伏。早饭时辰,日伪军乘坐汽车进入了伏击圈。李永安大喊一声:“打!”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团,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待敌人回过神来组织反击,战士们大吼一声冲上去。霎时,前两辆汽车上的日伪军死伤大半,活着的抱头鼠窜。后两辆汽车上的敌人吓得调转车头逃回县城。此战歼敌50多人,俘获4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50余支,炸毁汽车两辆。
“扫荡”反“扫荡”展开了拉锯战。1942年四五月间的一天,新任冀鲁边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带领三团二营和司令部人员共500多人驻在阳信县大李、小李村。早晨,四五百日伪军包围了村子。李永安急忙赶到村边查看敌情,部署战斗。李永安决计以静制动,占据村庄有利地形,有效杀伤敌人,尽量拖到天黑突围。敌人发起四次进攻都被打退。间隙,李永安乘机带着警卫连撤到村边一片松林坟地里。中午时分,敌人调来一个连的兵力增援,组织多次攻击,依然未能前进一步。敌人又纠集了300多人增援。时已夜幕降临,趁着敌军忙着布防,李永安带领队伍悄悄转移了,阵地上只留下了日伪军的上百具尸体。
盈尺大雪覆盖了大地村落,无边浓雾混沌了天地空间。
这是1943年2月3日早晨前后乐陵县铁营洼里的真实情形。
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日本鬼子从济南、天津、沧州、德州、惠民调集上万名兵力,动用200多辆汽车快速载运部队,配备骑兵、装甲部队,长途奔袭,重重包围了铁营洼。
这一天,铁营洼里驻有李永安带领的一个手枪班,李清寿小队长带领的五小队,阳信县长武大风、教导员王志诚带领的县政府、县大队,副大队长李子贞带领的庆云县大队,乐陵县花园区妇救会主任秦毅敏带领的区小队等,共400余人。
2日半夜里,李子贞接到敌人合围铁营洼的情报,他立即派人通知李永安、武大风、李清寿等部,同时率队赶在敌人合围形成前紧急转移。李清寿得到情报,想到带着两个班驻在国坊村的黄干事军事经验不足,地理不熟,决然放弃转移,带着两个班与黄干事合兵一处,向李永安部靠拢。
李永安、武大风等接到通知时已是3日拂晓,鬼子已将大洼围定。
浓雾对面不见人,枪声震耳欲聋。八路军各部和逃难民众从各个方向试图突围,都被迎面而来的敌人拦截回来。
上午10点钟左右,李永安、李清寿、王志诚、秦毅敏等在张王官、小白家交汇处会合。李永安趁敌人尚未逼近,召集在场的同志下达命令:阳信县大队迎着东北方向的敌人冲击,五小队朝西南方向突围。
李永安嘱咐秦毅敏说:“今天的大扫荡不同往常,要紧密依靠民众,赶快离开这里,要提高警惕呀!”秦毅敏混在村民中。傍晚,敌人从人群中认出她来。她一拳打倒眼前的鬼子,纵身跳进旁边的深沟猛跑,从敌人枪口下逃脱。
李清寿眼力极好,他看到西南方向敌人已架起机枪,把队伍带进交通沟里,傲然站在沟崖上下达命令:“朝铁营方向突围,只留下武器,其余全部扔掉,文件放在嘴里嚼烂咽下去!”李清寿带领五小队迎着敌人冲上去。
王志诚接替李永安担任阳信县大队教导员。生死关头,他要和李永安一起战斗。李永安说:“虽然突围非常困难,但还是要设法突围,多突出去一个人,就多一分打鬼子的力量。你带一个排赶快走!执行命令!”
王志诚含泪告别李永安,带领战士向小赵方向突围,沿路拼杀,脱围时身边只剩了16个人。
大雾消散,敌人密若蝗群。李永安他们被压挤在张王官、小白家两村之间的一块纵横只有200米左右的地段上。在这块小小的地段里,敌人动用了除飞机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约有轻重机枪120多挺,大小炮50多门,骑兵100多人。而李永安他们只有步枪、匣子枪、手榴弹。敌人几十倍于八路军,炮火疯狂轰击扫射,李永安一方的阵地变成了火海、雪泥、血泊。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对李永安他们形成了左右相隔1米1人,前后相隔10米一层的7层重围。战士们没有一人缴枪,没有一人退缩,他们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战斗到最后一息。
身材魁梧、为人忠厚的李永安是“神枪手”,秦毅敏见过他枪打飞鸟,枪响鸟落。此刻,他神情泰然,甩掉大衣,伏在一个土堆后面,沉着地甩出一颗颗手榴弹,匣枪点射,弹发敌倒,百发百中。他面前的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就在一两个小时前,他掩护村民转移,充满信心地对村民说:“别看鬼子这样猖狂,这是垂死挣扎,不会长久的,我们一定会胜利!”乡亲们要他一起走,他笑着拒绝了。
下午两点多钟,李永安、专署教育科长姚思清(罗柏森)杀开一条血路,撤到许家荒场,又被鬼子的马队包围。骑兵冲过来了,李永安先打马腿,再将敌人打翻。当撤到小张村东洼里时,二人的枪膛里各自剩了一颗子弹。鬼子官哇哇狂叫,伪军哄哄嚷嚷:“抓活的,抓活的!”李永安、姚思清神色凛然,一同朝自己的头部举起手枪。李永安时年31岁。
李永安、武大风、陈文秀、李清寿、姚思清……300多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铁营洼。日本鬼子没有占到便宜,当地村民看到敌人拉走了一车车同伙的尸体。
石景芳、杜子孚、李永安三位,都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记者 朱殿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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