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延安城，现代繁华，革命纪念馆的老研究员、77岁的米世同为记者仔细画地图——凤凰山东边的山脚下，1938年有光华书店，11月20日上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炸弹落书店，很多人在看书，死伤最多。
书店今何在？米世同说，因大街向河的方向移了些位置，大致是在延安市粮食局的位置，记者特意去找去看，一栋大楼，门口车水马龙，早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总会留下了痕迹。前些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在纪念馆工作时，有人从上海来，说他父亲当时正在书店门口，死于日机轰炸，于是两人默默地去粮食局，看了又看。
谁说日军没打过延安？据权威统计，抗战期间延安被日机轰炸17次，214人死亡、184人受伤，房屋毁坏、牲畜伤亡。轰炸之外，陕甘宁边区的东部，陕西山西两省交界的500多公里黄河沿线，我们的守军，打退了日军23次进攻！
而战场的意义，不仅在于打仗地点——抗战以来，多少影响战局和政局的重要电报从这里发出，又有多少有志青年从西安、上海、重庆，乃至世界各地努力奔赴延安，还有多少优秀人才和战备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去往抗战前线；《论持久战》等对战局影响深远的论断，也出自延安简陋的窑洞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心脏”。
记者探访延安战场。
日本记者曾航拍轰炸延安的照片
日本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1939年10月拍摄了日本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图，航拍的。从照片上看，山连山沟连沟，夹在其中小小一片的延安城上，冒起好多团浓浓的白烟。
该新闻社的报道中提及：“‘佐濑、铃木、松山’各部队在上午十一点半，对红色抗日根据点延安的长翔、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兵营、陕西大学、共产大学以及第八路军的政治部、外交部，包括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数处的军需品仓库燃起熊熊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利用山中的窑洞进行掩盖的敌人防空阵地也被我军粉碎，下午也进行了连续大型轰炸。”
“可实际上，延安当时已经不怕空袭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说。
早在一年前，因为日机轰炸，延安城内的重要单位都已搬到了城外的山沟沟里，炸不到了。刘煜指着地图跟记者比划，比如，当年的学校和文化单位搬到了大砭沟，于是至今大家还习惯叫那“文化沟”；还比如，城内的商贸街搬到了孤魂沟，原是南门外的乱葬岗，从那时起成了“市场沟”，至今商户云集；老城里几乎搬空了，只剩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边区保卫团仍留在城内，因占的“地盘”很大，保安处处长周兴还曾被周恩来戏称为“周半城”。
防空的力量也有了，虽然薄弱。
米世同曾查阅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历史档案——当时有专线电话，日机从山西方向飞来，路过延长县上空时，延长方面就给延安打电话。虽然从延长县城到延安，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往往电话到了，飞机也来了；当时没有大型扩音喇叭，拉警报靠什么，就靠敲响宝塔山和清凉山的古钟，还有，靠人敲锣！
据刘煜研究，延安当年为了防空，在清凉山、宝塔山和凤凰山顶设了3个机枪班，用的是德国产的马克沁重机枪，在当时的延安算是最好的武器之一，但也只能干扰，逼日本飞机升高一些；最为关键的是，搬到城外的机关单位，大多建了隐蔽能防空的窑洞，相对安全了。
凤凰山上还能翻出日机炸弹
回头看来，最可怕的，是1938年10月20日，星期日，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没吃过那个亏，毫无防备——延安一些街道被炸成瓦砾堆，军民伤亡挺多；还有炸弹击中了凤凰山麓的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把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埋了半截，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住的窑院也在这一带。所幸，有惊无险，大家连夜搬家。
前些年，延安城的延河里，也曾发现过日机当年投掷的炸弹，等刘煜得到消息时，已经听说被拖到安全处引爆了，刘煜急得拍大腿：拆了引信处理一下，放到纪念馆去，不正是日军的罪证吗！
米世同回忆，大约是1956年，人们在凤凰山麓整理恢复革命旧址时，还在院子里找出了没爆炸的日机炸弹，碗口宽，半米长，露出半截，斜插在土里，当时还有摄影师拍了照片。刘煜记得，直到后来旅游公司在凤凰山顶平整场地，还发现过6枚炸弹，其中一枚上有“昭十七”的字样。
记者去凤凰山的毛泽东旧居看了，虽然称它为“窑院”，可房间并不藏在山体里，几乎一点防空能力都没有。可就是在这窑洞里，毛泽东写下了《论持久战》，批判了各种错误论调，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夺取最后胜利的途径。
这凤凰山的旧址，在采访中被人们频繁提及。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讲课，总会讲起毛主席警卫员翟作军的回忆：毛主席在凤凰山写《论持久战》的那段时间，因太过专注，棉鞋曾被取暖的木炭盆烤得直冒青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会把学员拉到凤凰山下上“现场课”，每次都在课后感慨：小小窑院里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根据1946年《解放日报》上的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伤184人，死214人，摧毁戏楼牌楼20座，炸死牲畜197头，毁粮食约345000斤。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调查统计，因日机轰炸，延安被毁房屋15797间，延安城里原有一座精美的基督教堂，也被炸弹摧毁。在那座教堂里，周恩来曾与张学良会谈，并达成联合抗日协议。
千里黄河上打退了日军23次进攻
延安要面对的威胁，不仅是轰炸。
据刘煜的研究，从1938年起，山西和陕西以黄河为界的500多公里防线上，河防守军至少进行了大小78次战斗，打退了敌人23次进攻。
1938年2月底，日军占领黄河天险风陵渡，炮击潼关；几乎同时，日军攻陷黄河要口军渡，炮击西岸宋家川。河防吃紧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8年3月3日发布了《告民众书》，指出“保卫边区，是每个边区人民应尽的神圣责任，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尽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参加各种抗战工作。”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留守兵团下达了抗战总动员令和战斗命令，成立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和神府河司令部，作为守备兵团派驻前线的代理指挥机关，并划分河防守备部队分界线。
这段黄河几百公里，怎么防？长归长，可实际上能供部队大规模渡河的，只有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崖、碛口等几处，河面较宽，水流较缓。刘煜老家的村子，便在马头关渡口的黄河边，在他的推荐下，记者去了曾多次击退日军的马头关。
从延长县城出发，车子一路在群山里爬，绕过罗子山镇，再盘过几座山，便能在高高的山顶上看到近些年新修的马头关大桥——修了桥之后，渡船基本停了。
这是什么防守地形？河面宽六七百米，河岸便是山，几乎直上直下，坡度大，落差也大，像是天然的城墙，照当地人的话说：日本人若打来，从山顶上往下扔石头都够他们受的。
具体怎么守呢？刘煜搜集过资料，也问过村中的年长者，最主要的战术，是“半渡击之”，趁日军在对面河岸集结分配船只，或者，趁日军渡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发动袭击。刘煜曾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地人渡河，多年来用羊皮筏子，而日军渡河，用的是橡皮小艇，我八路军常安排神枪手趁日军在河上时射击小艇，打得巧，一颗子弹便能打翻！
此外，我八路军还会悄悄包抄敌后，前后夹击渡河日军。刘煜老家的村子里，在河防保卫战期间，便曾自发组织过“水手班”，为我军划船摆渡，伏击日军。
军民共抗战：黄河边的小村庄里有“水手班”
小小马头关，打过几场漂亮仗。
1938年12月下旬，原驻扎蒲县的日军占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与弹药，然后分兵3路，每路千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延安进攻。一路指向马头关，一路指向凉水崖，一路指向清水关，先炮火猛轰，再用飞机向我军阵地投掷瓦斯弹。我军坚守阵地，河东的游击侦查部队，不断袭击日军辎重和增援部队。数日后，日军撤退。
1939年6月4日、5日，日军重兵携大炮飞机，向黄河各渡口进攻，计划强渡。宋家川一带经3天隔河对战，我军依托坚固工事，以火力封锁河面，敌渡船始终不能越过河心，只得退回。此时，马头关、凉水崖东岸之敌人强渡亦未得手。敌在正面受我八路军沉重打击时，河东部队猛击敌人侧背，破坏其交通运输，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
记者离开马头关，可心中一直疑惑。虽然有险可守，虽然战术灵活，但据记载，我八路军当年在河防战斗上投入的防御部队，最多为一个团，1000余人，怎么能抵抗得住装备精良、有飞机大炮的日军少则2千多人、多则2万余人的进攻呢？
刘煜想了想说，我军靠的不仅是军队，还有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
数百公里的黄河，因为他们才拉起了一条不分昼夜的侦查网和警戒线——沿河的几个县的保安队均积极参加战斗，各村的自卫军、少先队都帮忙修补工事、运送物资弹药；刘煜老家的曾经的“水手班”，都是练过拳脚功夫的村民，能划船，还能冲过黄河，帮忙运回战利品和伤员；而据1942年《解放日报》的报道，部队也教授村民自卫军投掷手榴弹、步枪瞄准、防空隐蔽等科目。
可以说，军民一家亲，也是延安抗战的特色之一。1944年到访延安的国际记者爱泼斯坦曾这样形容延安：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顾马匹。留给我们的总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奇怪的劳动纪律：不能“早到”、“迟退”
战场对于延安的意义，不仅是打仗的地点——延安是大后方，大生产就是战场。
尤其在1941年，由于日军大规模“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
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曾翻阅大量资料，包括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他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当时的开荒部队曾宣布了一条非常奇怪的劳动纪律：生产时不能早到，也不能迟退。没错，是“早到”、“迟退”！因为在开荒竞赛中，有的天没亮就上山，天黑了也不下山。在那样的生产热情中，吃饭问题明显得到解决，延安的报刊资料上，常有宣传式的“鼓励”：某机关单位，自力更生，部队已经能三天吃一顿肉了！
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延安采访时，也对八路军参与大生产感到新奇：“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的，任何接触过八路军的人都不会怀疑，正是与人民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
在历史档案的照片里，还有一张福尔曼观看延安民兵制作炸药的照片，每个人脸上，都是昂扬的神色。延安的大生产，也绝不仅仅限于农业，工业和商贸也在那一时期快速发展。
记者斯坦因曾探访过延安的兵工厂，他的印象是“从未见过的各种奇怪的设备”：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10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是边区自己制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的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木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着。
由这个兵工厂制造的子弹、迫击炮、刺刀、炸药等，都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据统计，截至1943年，延安公营工厂的数量达到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拥有职工近万人，生产煤炭、铁、农用工具、肥皂等各类生活用品，达到了基本自给。
延安是给大战场出点子、出方针的
《论持久战》1938年刊在《解放》周刊上时，是有副标题的——“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是为整个中国战场写的啊！”高尚斌说。确确实实，回顾整个抗日战争史，延安出的方针和点子是正确的。各种指示从延安通过电波发出，大批干部和战士从延安出发，到前线去、到敌后根据地去，他们又会回到延安来，开会讨论，参与决策。
延安是清苦的。记者爱泼斯坦第一次在陕北见王震，看到他穿一身沾满灰尘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位普通士兵一样；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受毛泽东邀请去，在延安，他被优待，被安排住“外交部”的招待所，床就是砖炕，上面铺着粗劣的毛毯垫褥……
可清苦中走出的战士，是好样的！几乎每一位到延安的外国记者，都会随着八路军部队，从延安去前线。哈里森·福尔曼在晋绥边区的前线，记录下他的见闻：“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八路军在英勇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敌军的俘虏，人民热爱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
1938年5月，瑞士新闻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拍摄了一部名为《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前不久刚在上海档案馆公布。博斯哈德曾回忆从西安到延安的路：“即便轮子上缠上铁链，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晃晃悠悠地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汗……六七个配枪的男人护送着驴队和我们的车队，据说这里的一道道深沟中经常有匪徒出没……”可就是这样的路，在抗战期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为了理想而去。
延安抗战的多少故事，在1945年8月15日化作了兴高采烈的诗，当日的《解放日报》第4版，发表了萧三的《延安狂欢夜》：
已经吹过熄灯号了，人们大半都已就寝。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沿河两岸岗山，野火漫天通红。（扫帚、草褥都拿来烧了！）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你给他钱——无论如何不要。叫喊中间一声特别嘹亮：“日本要求无条件投降！”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
延安！延安！（记者 孔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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