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抗日情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入侵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战争。中国人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我的长辈们——两代共有十多位亲人，也曾投身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之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做出过贡献。为缅怀先辈、不忘国耻，特撰此文，记述我家的抗日故事。

　　一、外公的故事

　　我的外公李一飞从年轻时起，就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理想，努力求学、奋发读书，成为家族中第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老人家从1915年起至1937年，长期在京绥铁路（今京包铁路）工作，在北京前门、西直门、康庄等火车站及河北张家口、绥远（今内蒙古包头）火车站等十几个地方担任站长、段长，成为我国当时为数不多的经验丰富的铁路管理者。当时在铁路上任站长、段长，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住的是官房子（即铁路提供的免费住宅），薪金收入可供一家十来口人过上舒适的小康生活。然而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东北、华北相继沦陷，京绥铁路也落入日本人之手。富有爱国心的外公，毅然放弃铁路的优厚待遇，辞职返回北京，宁可在家赋闲，也不给日本人做事。

李一飞

　　外公是个思想开明的老人，他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位爱国人士，却很赞成党的抗日主张，并且积极支持抗战工作。在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的思想影响下，他的四个女儿（次女、三女、四女、五女，即我的母亲和几位姨）先后从北京奔赴解放区投身革命、参加抗日，他都默默地给予支持。此外，当时外公家作为北京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地下党的同志多次在家里秘密开会，外公为他们提供掩护；因为搞地下工作需要隐蔽身份，外公还把一名地下党同志安置在自己的企业中任职；一名以医生为职业的日本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撤离北京时，其医院设备无法带走，外公也协助将这些设备藏在自己家中。1945年，外公曾受到中共华北城工部的秘密邀请，到位于北京西部的妙峰山解放区交通站会见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

　　外公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过抗日革命，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际行动，却为家庭树立了榜样。

　　二、姨们的故事

　　我的三姨李康麟是姐妹中第一个参加革命的，早在1940年就经由北京女一中地下党组织介绍去了延安。后来在延安与长征干部吴国华结婚。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他们随部队打仗、转移，不得已将他们的一个孩子留在了老乡家，至今没有找到。他们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很多牺牲。

　　我的二姨李风（原名李棣麟），在北医上学时参加了北京地下党的活动，并发展了我的母亲李光（原名李郅麟）和五姨李耀（原名李芷麟）及表舅赵钧、表姨冯玉民等人先后参加革命，后来他们几人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1945年，二姨与北医同学陈明在张家口中共城工部所在地结婚，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亲自批准。婚后，二姨夫妇在解放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教学工作。

　　五姨李耀及表舅赵鈞等人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医，后在解放区从事医务工作。五姨1947年结婚，姨父陈世德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三、母亲的故事

　　1943年，16岁的母亲在我二姨的影响下，参加了北京地下党活动，开始投身抗日革命。1945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局城工部北京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生。

　　当时，学委领导佘滌清、张大中、杨伯箴、周大澂、何知等同志经常在外公家中开会、碰头，他们活动时母亲就负责在外面放哨，有时还派母亲送信、传递信息。那段时间，母亲和二姨多次秘密油印党的主张和抗日标语口号等宣传材料，并利用夜幕的掩护张贴出去。

　　当时母亲就读的师大女附中高一乙班有一个由进步学生组织的秘密学习小组，母亲是成员之一。秘密学习小组对外称“读书会”，活动地点就在外公家。“读书会”的活动一方面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提高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母亲就是在这段时间入的党。在这里他们还曾收到过敌人的恐吓信，为此，组织上把我二姨和五姨转移到了解放区，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城工部多次利用寒暑假秘密组织中学进步学生前往解放区参观学习，母亲和二姨也参加了活动。1944年12月，她们前往阜平城工部驻地康儿沟，参加了城工部学习班。当时地下工作出于保密需要，大都是单线联系，参加参观学习的进步学生在解放区也不能互相见面，吃饭都是有人给送，听报告时分别在几间屋子里隔着门帘听，互相看不见。在城工部住了几天后，母亲和二姨在刘仁同志的亲自带领下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届群英会。在群英会上她们听了边区首长的报告和战斗英雄、拥军模范们的事迹报告，亲眼见到了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爆炸英雄李勇、神枪手李殿兵等英雄模范。英雄们的事迹非常感人，给母亲和二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们还参观了解放区首长们的住处。当时解放区首长程子华、姚依林、刘仁等人住的都是土窑洞，屋里点着煤油灯，为了增加灯的亮度，在灯罩上糊一个长长的纸筒，美其名曰“戴高乐”。首长们就这样每天在煤油灯下办公、开会、学习、写材料。那时边区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每个人都有生产任务，母亲和二姨亲眼看到姚依林夫人在那里糊火柴盒，她当时已是怀孕后期，火柴盒掉到桌子底下捡拾不太方便，姚依林就笑着从桌子底下捡起来；边区政府参议员于力同志（原燕京大学教授）穿着土布大襟棉袄，叼着旱烟袋，休息时间就用一个小卷烟机做烟卷，完成生产任务；刘仁同志的生产任务是织毛衣，他织的毛衣放在桌边上，抽空就织上几针，经常有找他谈工作的女同志见了也顺手拿起来织上几针。他们的兴致都非常高，一边工作一边说笑着就完成生产任务了。母亲和二姨还参观了边区英雄事迹展、晋察冀日报社、画报社，见到了画报社社长沙飞；还参观了白求恩卫生学校。这些参观学习活动，扩大了进步青年对党、对解放区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坚定了他们的抗日信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蓄积了力量。

　　在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我们这个革命家庭的先辈们，放弃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舍小家为大家，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投身抗战，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我们后辈人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爱国情怀，也不断影响着家族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