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刘式昕与妻子在桂林合影。
上世纪80年代，刘式昕（左）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与侗族歌手促膝畅谈。
1 投身抗战文化城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听人们再次唱响高亢雄壮的抗战歌曲，我仿佛又看到敬爱的父亲——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音乐家刘式昕，听到他指挥演唱的激情豪迈的歌声。
父亲191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从小接受传统音乐的熏陶和新音乐的启蒙，跟随老师黄源洛全面学习并掌握了和声、曲式、对位等音乐理论。在长辈的影响下，中学时代的父亲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编印进步刊物。
1934年，父亲在家乡认识了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曲家、演奏家张曙，参加了张曙组织的音乐活动，在进步音乐社团中担任合唱和乐队指挥。1937年，父亲在进步戏剧界人士桂公创组织的武汉“新兴乐剧社”担任音乐部负责人。1938年，父亲又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抗战救亡歌咏队并担任二队队长。从那时开始，父亲就在党的指引下，用音乐作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初，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与中共领导的抗战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前往桂南前线昆仑关慰问抗日将士后，同乘铁皮闷罐车来到桂林。秀美的山城，文化人云集，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战歌声。振奋不已的父亲在桂林忘情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迎来自己音乐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2 唱响“黄河在咆哮”
当时，音乐家张曙随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撤退到桂林，仅仅7天就在日寇的空袭中不幸遇难。音乐家林路邀请父亲共同组织“乐群社”歌咏队，协助创办抗战刊物《每月新歌选》，同时在桂林《救亡日报》开设专栏《音乐阵线》，发动群众支持抗战。
父亲创作的抗战歌曲《哥去当兵妹耕耘》《兄弟们，前进！》《源头水》等都发表在《每月新歌选》上，深受群众喜爱，广为流传。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用《哥去当兵妹耕耘》的曲调创编同名舞蹈演出，更使这首歌曲深入人心。
当时，父亲和“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一起住在桂林郊区，他们脚穿草鞋，头戴斗笠，用竹子和树皮搭建起简易房，在住房周围种植蔬菜。在清澈见底的漓江边，他们每天却忍受着蚊虫叮咬，吃着“两稀一干”的简陋饮食。然而，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消损他们的斗志。
这年3月，《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传来了冼星海在延安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曲谱。音乐家林路、孟超、廖行健马上策划，决定在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音乐大会上首次演唱这首激动人心的组歌。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第一次唱响，必将有力鼓舞大后方军民的抗战斗志。作为这次重要演出的指挥，父亲兴奋不已，终日废寝忘食地组织排练。
1940年7月20日，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剧院如期召开。在演唱抗战新歌《渡长江》《打到东北去》和表演“广西土风歌舞”后，200多人的合唱团齐步踏上舞台，演唱8部乐章的《黄河大合唱》，林路指挥前半部分，父亲指挥后半部分。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豪迈激昂的歌声把满场听众的激情点燃。当热血沸腾的父亲压轴指挥到最后一个音符时，只听身后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父亲转身鞠躬致谢时，才发现在剧院大厅后排突然出现了满满一列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在满场观众一刻也不停顿的鼓掌、呐喊声中，一脸煞气的宪兵不得不灰溜溜地撤离。这一幕，令父亲终生难忘——这正是抗日救亡歌咏与爱国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呀！
3 温暖的棉大衣
1940年9月，父亲欣然接受邀请，为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编导的舞剧《虎爷》作曲。《虎爷》是我国表现全民抗战的第一部大型多幕舞剧，讲述号称“虎爷”的恶霸地主赵福依仗当官女婿权势发国难财，欺压百姓；“虎爷”的大儿子赵德光加入国民党当上参谋，小儿子赵德兴受爱国抗战思想影响，在家乡被日寇侵占时，不随“虎爷”躲避，毅然投身游击战争，直到最后把日寇赶走，重建家园。这部舞剧由“新安旅行团”出演。接到剧本，父亲马上将行李搬到排练场，从早到晚与演员们同吃、同住、同排练。吴晓邦排舞之时，父亲同步按场景谱写配乐，长达2个小时的舞剧，全部用西洋管弦乐队伴奏。父亲一边指导演员掌握旋律，一边为音乐旋律逐项配器。
1940年10月21日，由父亲担任乐队指挥，由当时桂林最大的管弦乐队伴奏的舞剧《虎爷》，在桂林国民大戏院首演，5天演出6场，场场满座，引起巨大轰动，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一件盛事。演出圆满结束，虽然没有报酬，但父亲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为表彰父亲的贡献，“新安旅行团”特别给父亲奖励了一件厚暖的棉大衣，这对当时只有一套破旧西装的父亲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这件珍贵的棉大衣，伴随着父亲奋战在抗战音乐舞台上，他一直穿到1949年进京。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周恩来指示“新安旅行团”的骨干力量分期转移到苏北。在恶劣的情势下，“新安旅行团”想方设法公演抗战舞蹈，父亲为流行的爱国童谣配上动人的曲调，纯真清亮的小曲在桂林街头传扬：“源头水，山下留，流到东江野渡头……上战场，保家乡，赶走鬼子享安康……”
4 难舍“广阔的天地”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湖南从事音乐教育，他依然不顾个人安危，支持党的地下工作，组织进步歌咏活动。1949年春，父亲与一批知名文化人一道，受戏剧家欧阳予倩之邀，绕道香港奔赴北平为建设新中国献力。在乘海轮往天津转北平的大海上，心潮澎湃的父亲赶写了新歌《回到新的祖国》，他领大家一路高歌前行，迎接新中国的胜利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音乐教研组组长、副教授，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音乐教研组长，为发展民族音乐开创了多项堪称经典的“第一个”。
1958年，父亲被错划“右派”下放到广西，先后在广西歌舞团、桂林地区文工团工作。在音乐创作不能署名的日子里，父亲依然呕心沥血地忘我工作。他精心创编，为一部部民族歌舞进行音乐设计及配器，开创彩调剧配器先河。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广西歌舞团排演歌舞剧《刘三姐》时，负责配器的父亲获得了一个美称——“刘快手”。此后，他到桂林地区文工团工作，配器任务十分繁重：桂剧、彩调、歌剧、舞剧、表演唱、独唱——一个接一个任务急迫地压过来。父亲对所配的每一个音符都琢磨再三。乐器不全，他就想方设法用别的乐器代替。为了赶任务，常常连续工作好几个钟头不休息。长期苦干、硬干，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但他总是忍着疼痛工作，经常在排练现场流出鲜血……
1979年，父亲的错划“右派”问题终于得到平反！北京的一些领导热情请父亲重回首都工作，父亲认真思考后，真诚地谢绝了，他说：“广西的生活条件差一些，但那里少数民族多，民歌多——那里有我广阔的天地！”
1980年起，父亲担任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室（民族艺术研究所前身）主任，为研究发展广西民族艺术继续贡献才智，直到1983年9月因病辞世。
父亲虽然早早离开了我，但他留给了我最珍贵的财富——爱国、奋进的抗战精神！（刘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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