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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书历史 胸怀正义

敖 蓉

2015年08月09日09:51   来源:经济日报

原标题:笔书历史 胸怀正义

  王树增近照

  中国人民的抗战史是用中华民族的胜利书写出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这种精神和力量代代相传,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翻开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第一章第一句描写的就是1937年7月6日宛平城外的场景。这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的前一天,“两个近在咫尺而心隔万里的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便无人知晓:这场战争将持续多久?战争将索取何等代价?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

  在《抗日战争》的作者王树增少将看来,准确讲述饱含中国人民血泪的抗日战争,是不容亵渎的大事。作为创作出《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知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常年奔走在研究史料、实地勘察、案头写作的途中。“我不写战史,我是用作家的理解去解释历史,再把这种解释传递给读者,或者叫引领读者来理解历史。”王树增说。

  以实叙史

  写作当代战争题材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需要不断地从各种线索、资料、口述实录中掌握详实的素材,并且去伪存真,还原真实的战争面貌。“我写的是非虚构文学,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虚构,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描写都不能虚构。”王树增说。创作战争系列文学伊始,王树增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阅读电报。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电报更真实了。后人的记述和亲历者的讲述,都会根据个人的需要,或者根据个人情感的指向,让历史发生些略微的走样,而电报不会。

  在书中,作者源引了大量的电报,每一个章节都有电报来佐证事态的进展。国共合作是抗战得以胜利的关键之一,但是当时处于不同立场的毛泽东、蒋介石、阎锡山都有自己的考量。在平型关大战前夕,前方硝烟正浓,后方将士摩拳擦掌。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和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大战中各方惊心动魄的角逐往往是读者最关心的环节。王树增用大量详细的资料为读者推展开一幅烽火硝烟的画面:日军哪一支部队到达什么地区,谁指挥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一五师中迎头截击的部队是谁带领的?这支部队的装备如何?平均年龄是多大?是怎么发出开火命令的?是谁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在夯实的史实背后,普通的读者能从过去仅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进而了解到战争的残酷、曲折、惊险。作为作者,王树增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过去国民政府总说,共产党武装是一支穷途末路的乌合之众,现在明白八路军不仅能打敢拼,而且面对强悍的日军打了一场胜仗,这足以证明一个真理,只要中国人民挺起腰杆拿起武器,抗战的胜利就有希望!在那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希望比金子更宝贵。”

  记录英雄

  英雄辈出是今天的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人的认识之一。在王树增的笔下,英雄的面目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是国共将士,是老幼妇孺,是所有敢于站出来反抗、奋战、救助的人。

  《抗日战争》中描述了一段发生在淞沪会战中的故事。四行仓库的枪声响起,在隔岸的上海市民中,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小女孩叫杨慧敏,看到对岸围绕四行仓库的三个方向飘着日本太阳旗,一个方向是英国米字旗,她决心要让中国国旗在仓库楼顶升起。于是,她潜入公共租界,开始了惊人之举。“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缠在身上,再罩上制服……我卧倒在地上,爬过马路,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我把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们都激动地流下泪来了!”

  王树增对英雄的描写不计笔墨。“我崇尚英雄,特别崇尚老百姓当中的英雄。有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大娘,她家的炕头曾是我们军队士兵的病床,病员住几天,弄些米汤一点点喂,然后用担架抬走。我看了一个老战士的回忆文章,说他忘不了大娘在他耳边说的一句话:‘孩子,你命大,咱们娘俩日后再见。’我说这个大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老百姓承担的是大道义,共产党不能忘了他们。如果认为只有堵枪眼才叫英雄,那就太狭隘了。”

  中国人自古就有英雄情结,抗战中牺牲的无数革命烈士至今仍是我们心中的明灯。张自忠将军在抗战中一直身先士卒,抱着必死的决心。王树增说:“他最后在枣宜战役中牺牲了,我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是怎么牺牲的:张自忠留有遗书,他知道自己一过襄河肯定会死,但仍然战斗到最后只剩他一人。张自忠的以身殉国之举震惊了全国,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为张自忠召开了追悼大会,周恩来撰文写道:‘其忠义之至,壮烈之气,只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条以‘张自忠’命名的城市街道的原因吧。”

  今天的我们更应该怀着对英雄的敬仰珍视胜利的果实。“对抗日英雄的歪曲演绎戏谑的不是对手,而是我们自己,”说起一些人对抗战的曲解,王树增很愤慨,“世界上有出息的民族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不会什么都拿来娱乐,祖宗不能娱乐,英雄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随意讲述”。

  精神启迪

  与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相比,中国人并不尚武,但是中国人从不缺乏血性和骨气。抗日战争给当代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树增说:“从我的‘战争系列’来讲,每部作品我都会预设主题:《长征》是永不言败,《解放战争》是写人民的力量。而《抗日战争》是想表现我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希望能给当代读者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毕竟,从中国苦难的过去,一直延续到今天,尚不能说国人已经完全警醒。”在沧桑历史的背景下思考民族精神,是王树增长久以来的关切。

  在《抗日战争》中,王树增并没有止步于对敌我双方军事谋略、战术安排等细节的描摹,而是渗透了他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浓墨重彩地凸显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所酝酿的精神力量。“写当代战争题材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对人和事的评价,而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你的态度,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是接近真理。”

  如同一个人需要知道他的家谱一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须有一部代代相传的可以依循的精神图谱。“我崇尚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文学不但是审美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肩负着滋养人类心灵、托举社会道德、铸造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王树增说:“《抗日战争》是我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最后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我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为当代中国读者书写这样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但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向任何入侵者低下头颅。英雄的鲜血浸染了田畴旷野,不死的英灵守望着江河山川。中国人民的抗战史是用中华民族的胜利书写出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这种精神和力量代代相传,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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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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