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文超
2004年11月,张世杰站在日本长崎法院的法庭上控诉。
2004年11月,张世杰在长崎找到了当年做苦力的矿井,站在法庭外请愿。
对日诉讼的案件材料在一间办公室单独保存,康健律师在查找案件材料。记者 卞文超
张世杰和96岁的老伴,住在北京德胜门附近的一栋单位宿舍楼里。8月暑热的傍晚时分,老式座钟的钟摆摆动,干净的屋子里,时间仿佛静止。
张世杰翻开一本相册。厚厚一本,全是在日本法庭诉讼时的照片,背后标记着时间地点。
2004年11月,和他共同站在长崎法院原告席上的一位白发女士,他叫不上名字了,只记得那人是劳工后代,已经去世。
“人都走了。”90岁的张世杰脑力也大不如前。
2014年2月26日,37名(后追加为40名)中国劳工把日本三菱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张世杰第一次有机会站在国内法庭的原告席上,当时尚能慷慨陈词。下半年一场疾病后,他的表达能力随之减退。
在起诉书原告名单中,只有他和94岁的牟汉章老人健在,而牟汉章目前的身体状况需要时常去医院治疗。
牟汉章的子女轮流照料,他们小心翼翼,不再当着父亲的面提起劳工二字。年近百岁的老人,夜半被噩梦惊醒,梦里竟是黑漆漆的矿井下,机器吃了人。
张世杰老人有时还愿意讲讲。1944年,他从塘沽被绑上船,塞进不通风的床舱里,不知道要押去哪里……说着说着,老人忽然双目低垂,紧闭的双唇颤抖起来。70多年后的今天,零零星星回忆起在长崎日华寮的日子,张世杰仍然心有余悸。
二战期间,大约4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做苦役。3765名中国劳工,在三菱公司的前身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间,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
死者长已矣。今天,究竟谁在为他们代言?他们需要一个怎样的道歉?
“和解”风波
此前一天,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律师团被挡在这场通报会的门外。他们紧急连发两次书面声明:三菱公司对于“承认历史事实”、“真诚谢罪”、“实质赔偿”等核心问题上掩盖事实、推卸法律责任,若草率和解,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谈到最近的风波,张世杰眼中一片茫然。
2015年7月24日,一则发自日本媒体的报道称,三菱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代表基本达成和解。
“怎么就和解了呢?我怎么不知道呢?”在北京居住的崔书平感到疑惑。她的父亲崔广廷是三菱劳工,生前曾赴日本福冈法院诉讼,2013年老人去世,她作为劳工遗属之一继续维权。
与此同时,聚集着众多劳工遗属的微信群里也炸开了锅——没人说得清楚,这篇没有信息来源的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7月24日晚,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发出声明,称报道有误。他们代表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及原告,明确表示:从未与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决定达成全面和解协议”。
但这场所谓的“和解”,并非空穴来风。
8月3日上午,在北京开了一场通报会,三个劳工团体(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席会、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河北三菱分会)联合声明,考虑到幸存者均年事已高,对日本三菱公司协商的和解方案,“虽不满意,但接受”。
舆论再度哗然。
此前一天,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律师团被挡在这场通报会的门外。他们又紧急连发两次书面声明,坚决拒绝草率和解。
声明中反复强调:在三菱公司对于“承认历史事实”、“真诚谢罪”、“实质赔偿”等核心问题上掩盖事实、推卸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目前所称的“和解”达不到正视历史事实、告慰被残害致死的亲人、抚慰幸存者、安抚死难者遗属的基本要求。若草率和解,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至此,不同民间维权团体的诉求分歧浮出水面。而三菱公司始终没有公开回应。这桩历史公案依旧悬而未决。
一份来自日本的劳工名簿
当这份劳工“生死簿”摆在康健面前时,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找到受害人,还有更多的幸存者。两名劳工听说要告日本,并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真正问过他们当劳工的苦
康健所在的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市北三环边上,每天一上班,她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20年前,初次涉足日本侵华索赔案件的诉讼时,她才40岁出头。“根本没有预见到事情会这么复杂,这么艰难”。
1995年,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加在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在一场NGO分论坛期间,中日女律师就保护妇女权益问题交流,一位日本律师忽然提出,希望帮助二战期间被强掳的中国慰安妇在日本法院起诉,特别需要中国女律师配合。
现场的寂静让康健感到尴尬。当时,慰安妇问题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公开研究。今天竟被日本人主动提起,她觉得这个“球”得有人接。
“如果说需要我们合作,我想有可能。”她打破沉默,尽可能委婉地答复。
一个月后,日本律师大森典子专程到北京来找她。对方对此事的认真和热情,超出了康健的预期,让她有些感动。中日律师界的联合取证调查,从“慰安妇”、毒气弹一直延伸到劳工。
对中国劳工的系统调查,线索来自一份1946年的日本外务省报告书。
这是一份曾被日本政府下令销毁的报告书。日本战败投降后,由官方和民间人士共同编制,其中记载了从中国强掳至日本的劳工名单,内容涉及在日本非正常死亡的死者籍贯、死亡原因等。日本官方编制这份报告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中方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调查。然而东京审判结束后,国民政府迟迟没有行动,日本政府遂下令销毁这份报告书。
彼时,有参与调查的日本民间人士感到,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被销毁太可惜,于是偷偷将一套不完整的资料,保存于东京华侨总会。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前夕,东京华侨总会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公布了此事,在日本引发舆论关注。这份报告书终于被公之于众。
报告书内容虽然经过粉饰,并不完全真实,但因其来自日本,日方无法抵赖,是非常有力的诉讼证据。中国劳工一系列状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索赔诉讼,在日本各地方法院被提上日程。
当这份劳工“生死簿”摆在康健面前时,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找到受害人,还有更多的幸存者。
1995年,康健从北京出发赴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寻找劳工及遗属。虽然劳工名簿上地名清晰,然而实地探访时才发现,寻找劳工的难度如同发掘“文物”。50年过去了,各地行政区划地名大多发生变化,只能“用最土的方法”,一个村接一个村找同姓人打听。有时连跑几个县,一无所获。
康健至今仍记得她找到第一位健在劳工时的兴奋。那是在青岛郊区李庄,找到两个为日本企业西松组做苦役的劳工,一个手指断了,一个瘫痪在床上。他们在对日战场上被俘,抓去西松组做苦力。听说来访的律师要告日本,两个人不相信,但还是详细地讲了在日本的遭遇——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真正问过他们当劳工的苦。康健在床边做了笔录。
2000年,山东律师董一鸣加入到中国劳工对日本索赔的律师团队中,很快成为中坚力量。他对山东本地的情况更加熟悉,在德州的禹城、平原一带,因靠近铁路线,方便抓捕劳工,河北和山东交界处是侵华日军强掳劳工的重灾区。他带着十几位年轻律师,深入德州、潍坊等地调查取证。目前整个律师团已完成了对200多位劳工及遗属的直接调查取证。
河北和山东交界一带是侵华日军强掳劳工的重灾区。2000年12月,在征集了十几位原告的意愿后,由北京、河北、山东、大连、河北及南京的八位律师组成律师团曾尝试在国内法院提起代理诉讼。但法院收取材料后,既没有受理,也没有驳回,至今杳无音讯。
日本最高院关上大门
中方律师对法庭辩论最深刻的印象,是被告席上的冷漠。对于原告提出的侵害事实,被告不予答辩,不知道,不理睬。他们惯用的抗辩理由,无非两点:一是案件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个人不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主体资格。简言之,今天,你已没有法律资格来告我
2003年一天的午后,张杨午睡醒来,发现父亲张世杰不见了。一起失踪的,还有被藏起来的自行车。
张世杰在报纸上看到寻找劳工的消息,他坐不住了。
二战结束后,张世杰乘美国军舰从日本返回中国,在塘沽上岸,在码头上就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派到了中国内战的战场上。
被日本人抓走前,他刚在武强县念完高小,新婚不久,有了不到一岁的女儿。被强掳至日本当劳工的经历,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几经生死,他从战场逃离,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一度以收废品为生。
2003年,张世杰78岁。他通过报纸上的广告,联系上了康健,发现更多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有的就住在北京。儿女怕他自己出去找迷了路,悄悄把自行车藏了起来。
“找着了!我找着了!”他最终还是骑上十多里路,去看看和他有着同样苦楚的老伙计。
2004年11月,张世杰站在日本长崎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
开庭前,他找到了当年下矿井的地方。长崎的冬天很冷,当劳工时,他只有日军淘汰的旧单衣可穿,一天干十小时重体力活,每餐只有两个小黑窝头吃,动辄挨打,牲口不如。重回旧地,他和另外一位劳工遗属,被支持诉讼的华侨和日本人簇拥,站在法庭外请愿。张世杰亲手写下大标语“还我公道,还我尊严”。白底黑字,分外醒目。
自1995年起至2005年,在日本共提起了十五起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日本的诉讼策略,是按照当年劳工所从事劳动的企业进行分组,在相关日本各地方法院,分别起诉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
根据日本法律,外国律师不被允许以代理人身份出庭,但可以辅佐人身份参与诉讼,康健、董一鸣等律师参与了绝大部分案件,以辅佐人的身份出现在日本法庭上,协助语言不通、年事已高的受害人表达观点。因为诉讼时间太长,有的原告在一审时还健在,二审时已经去世,中方律师有时还需要以证人的身份证明案件事实。
中国劳工各有各的苦难,而在日本的这十五场庭审的构成大同小异:三名日本法官,一名书记官；来自中国的劳工代表多则十余位,少则一两位,坐在原告席上,紧挨着他们的是中国律师辅佐人和日本代理律师团；对面被告席上,是日本政府代理人和日本企业代理人。
冷漠。中方律师对法庭辩论最深刻的印象,是被告席上的冷漠。
对于原告提出的侵害事实,被告不予答辩,不知道,不理睬。他们惯用的抗辩理由,无非两点:一是案件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个人不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主体资格。简言之,今天,你已没有法律资格来告我。
与被告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是日本律师和民间友好团体的支持。几乎每次开庭前都要请愿,开完庭后开记者会,还有各种名目的集会,行程满满。2004年,董一鸣律师参与的宫崎地方法院庭审,100多人的旁听席全部坐满,庭审结束后,一个旁听的日本老人找到劳工林清江,往他手里塞了一万日元。
在日本地方法院告本国政府和本国企业,并不是一点希望也无。1996年3月25日,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刘连仁劳工案,于2001年一审判决胜诉,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日本政府赔偿2300万日元。
康健和同去的刘连仁之子刘焕新很激动,这个结果完全超出了预期。
随后,2002年4月,在福冈地方法院中国劳工张宝恒等15人提起的诉讼,一审判决胜诉。2004年3月,中国劳工张文彬等11人在新潟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一审判决胜诉。
这给了中国劳工和律师团极大的鼓舞。通过这些诉讼,对于日本侵华强掳大批中国劳工至日本做苦役的历史事实,已经确认无疑。
然而以上案件被告均提出上诉,在二审时,结果判决均发生了翻转,原告方遂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同一天做出了五个终审判决,三件是有关中国劳工案件的判决,两件是有关慰安妇案件的判决。判决援引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以中国政府放弃了包括个人在内的赔偿请求权为借口,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日本最高法院单方面解释《中日联合声明》,是非法的、无效的。康健说,国家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并不代表个人放弃全部请求权。同样是二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对战争受害个人的一系列赔偿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日本法律体系下,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终审判决。此后案件的判决均依此判例。至2011年3月份,中国劳工在日本诉讼的最后一个案件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在日本寻求司法救济变得不再可能。
怎样的道歉算真诚
三菱公司曾口头表示,愿意与中国劳工全面和解,中国劳工委托中日两国律师就此向三菱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但三菱公司几年期间不作任何回复。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劳工幸存者离世
2010年5月起,中方律师将工作重点转移,形成自己的律师团,进一步做劳工调查,同时与日本公司交涉。中国劳工对日本企业的索赔,进入法庭外交涉寻求和解。
“我们期望的和解是有原则的和解,不需要没有诚意的道歉。”牟汉章的女儿牟清(化名)非常坚决。
代替父亲讲述在日本的劳工经历时,她忍不住声音哽咽。
1944年,牟汉章从塘沽被赶上船,七八个人用绳子绑成一串,抵达日本时,绳索磨得左手腕外侧露出白骨。上岸后第一件事,把衣服脱光,到药液浸泡的大池子里消毒。在日本,他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编号88。每天爬着进入井下作业,没有任何劳动保护。他亲眼目睹,工友被卷扬机吞掉,血肉模糊地消失。第二天,他被工头呵斥,继续开这架吃人的机器。
“他受的这些罪,给多少钱能弥补……最不能容忍的是,没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
在有的日本企业,中国劳工死亡率高达近30%。牟汉章的家人表示,至亲所受的身心摧残,赔多少钱都无法弥补。他们所认可的和解原则是,日方必须承认全部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绝不妥协。
2011年,康健曾与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会长及劳工遗属一行六位赴日本,提出与三菱公司“和解谈判”,没有得到三菱的正面回应。
“和解谈判”在日本诉讼期间就曾尝试。然而,包括三菱公司在内的相关日本企业,自恃日本‘司法判决’的庇护,一味拖延、推诿、甚至刻意刁难,致使谈判数年未获任何实质进展。”董一鸣律师说。
在日诉讼期间,法庭外达成了与鹿岛公司的“花冈和解”及与西松公司的“安野、信浓川和解”。但这两项和解协议签署后,遭到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怀疑和批判。因其暧昧相关日本企业对中国人实施重大人权侵害的历史事实,暧昧相关日本企业的加害责任,补偿是出于对中国劳工及遗属的所谓“人道救济”。这样的和解,只能算是草率了结。
此后,三菱公司曾口头表示,愿意与中国劳工全面和解,中国劳工委托中日两国律师就此向三菱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但三菱公司几年期间不作任何回复。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劳工幸存者离世。
为了集中力量,2013年3月,五个劳工维权团体在石家庄联合起来,共同要求向三菱公司索赔。这五个团体包括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劳工分会、二战中国劳工受害者联谊联席会、山东省三菱受害者联谊会、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和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河北三菱分会。
2014年2月26日,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在京部分劳工幸存者及遗属,委托律师团,率先把三菱公司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包括,被告就二战期间掳走中国劳工在媒体上公开谢罪,同时赔偿每位劳工100万元人民币。
“此后,三菱公司一改以往傲慢姿态,频频与各方劳工代表接触,意欲加快推进‘和解’进程。”
3765名劳工及后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城乡生活水准之间的差异巨大,文化和信息掌握水平之间的差异巨大。2015年2月11日,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宣布中止和日本三菱的谈判。在发表声明文中指出,三菱打着“趁幸存者在世尽早和解”的幌子,试图分化部分劳工及遗属。
“‘中止’和解谈判,并不是‘终止’。”康健律师说。中止的原因是在三菱公司抛出的和解《基本协议书》及附件文本中,避重就轻,偷换概念,以期达到模糊进而掩盖罪恶历史、回避进而推卸法律责任的效果。
董一鸣律师举了和解《基本协议书》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说明,比如:文中,“敝公司承认作为当时雇主的历史责任”一句表述,将强制奴役关系与平等、自愿、公平对价的雇佣关系相混淆；而给付10万元赔偿的原由,被美化成“为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义举……
“三菱公司前身三菱矿业株式会社,是日本强掳华工决议的推动者、参与实施者和获利者,对中国劳工实施了重大人权侵害,应当承担责任。这份协议书看似道歉,但其中混淆原则的本质错误比比皆是。”董一鸣说。
7月19日,三菱多名高管在美国向二战中遭强制做苦力的美国战俘幸存者道歉。此举在中韩两国引发高度关注。中国是二战的最大受害国,4万名中国劳工今天还等不来一个道歉吗?
正在舆论形势变得对中方有利时,7月24日起,一则发自日本媒体的报道引发的风波在中国国内开始发酵。
对于国内维权团体之间的意见分歧,记者采访的几位相关人士和学者,均不愿过多评价。
截至记者发稿前,中国劳工与三菱和解一说,尚不能真正成立。毕竟,最明显的事实是,站在对面的三菱公司,始终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表态或行动。
期盼一场真正的胜利
战争的灾难不止影响着中国人。正视历史,真诚悔过,不只是为了对过去罪行的赔偿,不只是为了防范战争悲剧的重演,更是为了久违的正义与公道的回归
为了起诉三菱公司,牟汉章老人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坚持通过录像陈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提到这段往事,他情绪非常激动,陪同的全家人精神高度紧张,生怕有何闪失,随时准备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
没想到,他讲得很长,很清晰。讲完这一段,牟清感觉到,对父亲而言是一种积压多年的情绪释放。
“最近的事儿,老爷子总是忘。但以前的事儿,他记得可牢了!”张世杰的儿子张杨说。
张世杰老人开始显现阿兹海默症前兆。在和他短暂的会面中,老人五次回忆起同一情景,那是二战胜利时的喜悦。
“中国人啊,也不是傻子!”
每次讲这段,他都要以这句话开头。
张世杰劳动的地点在长崎的山沟里,那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爆炸,没有毁灭掉他脚下的矿山。听说日本败了,矿上的劳工们扔下工具,“谁还干活啊,都跑出去了”。人群分成两批,有一批人绕着山游行,还有一批人嚷着要看电影。但是电影放出来,画面中有南京大屠杀,中国劳工当场激愤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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