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俎上的“战胜国”

　　1918年一战结束，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

　　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这个战胜国却成了东西方列强交换利益的牺牲品。

　　自明治维新以来实力大增的日本，一直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欲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更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胃口，他们虎视眈眈，图谋西进。

　　侵略者磨刀霍霍，华夏神州风雨飘摇，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打入三等国家名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1919年1月11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一行抵达巴黎。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要为中国代表团争取参加巴黎和会名额，北京政府指示，中国代表名额力争5名，至少也要与日本等同。

　　13日，陆徵祥在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的陪同下，拜见法国外长。没想到，陆徵祥话刚出口，法国外长就告诉他，在此前一天的筹备会议上，已经决定了各国的参会人员名额：英、美、法、意、日五国各五名，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三国各三名，中国、希腊、葡萄牙等国各两名，古巴等其他国家各一名。

　　有着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这么重要的与自己国家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和会上，却是一个三等国家待遇。

　　和会筹备会对于各国参会代表名额分配，有一个所谓的原则，那就是依据战时军事上出力程度。当时英、法、意、日等协约国，对中国参战后的表现一直心存不满，在中国代表团离京赴会前，在京的英、法、意等十国驻华使节甚至联合发电批评中国，认为中国战时不力，不应在和会上要求更多利益。

　　日本大使北京发飙

　　这年2月2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二，15时，日本驻华大使小幡气势汹汹地赶到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找到当时的外交次长陈箓（外交部长陆徵祥此时身在巴黎）。小幡此番前来，不是来拜年的，而是来兴师问罪。

　　“问罪”的内容，与巴黎和会有关。原来，在1月28日上午，中国代表团代表顾维钧在和会上就山东问题陈述了中国的意见，与日本代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顾维钧的即席发言大约半个小时，从法理上驳斥了日本代表牧野关于山东问题的发言。

　　中国的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的同情。

　　日本不甘心在和会上的失利，展开了凌厉的外交攻势，分头找英、法、意、美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还期望通过向中国政府的直接施压，让中国撤回自己的主张。

　　小幡一进外交部的大门，就对陈箓大喊大叫，情绪十分激动。他向中国提出警告：不要在和会上试图通过外国势力来压制日本，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要知道，日本的陆军是精兵百万，海军军舰五十万吨，现在是无用武之地。中日之间近在比邻，而英美国家远隔重洋，想过问远东，那是力不从心！

　　这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恫吓。

　　山东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想要吞占中国的辽东半岛。但当时李鸿章动了个心眼，想方设法让俄、德、法出面干涉，三国干涉之下，日本不得不让步，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俄、德、法帮中国要回了辽东半岛，总得要点补偿，于是俄国租借了旅顺、法国租借了广州，德国则占领了胶州湾。

　　1914年，一战开始后，在英、法、意的要求下，日本向德宣战，并与英国联合出兵攻占山东。

　　日本占领山东后，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日本部分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但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揽入己手，还额外规定了日本在中国的很多特殊权益。

　　巴黎和会上，日本就是想把自己用强盗手段攫取的山东利益，在国际社会上合法化。

　　沦为大国交易筹码

　　1919年4月22日，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英、法、美三国首脑共同会见了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

　　当陆徵祥、顾维钧走进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办公室后，看到屋里有五个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还有一名英文翻译和一名法文翻译。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见让陆、顾二人都有些吃惊。

　　威尔逊总统首先发言，洋洋洒洒说了很多，最后终于转入了主题，那就是和会对山东问题的最后决定：日本将获得胶州湾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陆、顾顿时如五雷轰顶。顾维钧当场向三巨头表达他们此刻内心的失望，而且告诉三巨头，这种安排可能引发的后果：“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

　　巴黎和会外交失利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危亡时局

　　日本人虎视眈眈

　　日本是岛国，国域狭窄而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需求极大，更要紧的是，日本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一旦受到攻击没有任何战略回旋的余地，因此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

　　日本明治维新后，短短十多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大增，一举成为亚洲强国，由此点燃了其图西的欲望之火。1885年，中国与法国打了一仗，日本惊讶地发现，在打了胜仗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却依然与法国政府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日本或许从此发现了西进的机会。两年后的1887年，一个侵略中国的5年计划出笼了，这就是日本参谋本部炮制的《征讨清国策》。这个5年计划中强调，要在西方列强无力顾及远东之时，抢在清政府完成军制改革之前，对中国发动进攻。当然，这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向后推了两年。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之战，日本完胜中国，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西进的甜头。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拿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同让给日本的还有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成为后来关东军的前身。

　　自此，中国南面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北面的旅大地区，已经被日本控制。但日本显然并不满足，日本想要的更多。一战伊始，日本就宣布对德开战，匆匆调兵与德鏖战山东，最终窃取胶州湾。除了武力相向，日本还充分利用其他方式，来实现其远东梦想。通过各种条约，上海、天津等各通商口岸，都有日本的租界。更为隐秘的是，日本充分发挥其经济大国地位，在中国寻求利益代言人，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东北王张作霖，都是日本物色的对象。

　　1914年，日本以武力要挟与北洋政府部分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后又诱使北洋政府与日本签署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大肆攫取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将中国一步步推向危亡境地。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内容一是总结多年来侵略中国的成果，二是研究中国的政局，最后制定出《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义一拟就了一份向天皇汇报的奏折，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7月25日密交天皇，即所谓《田中奏折》，它成为日本向外扩张的路线图：东北—华北—全中国—小亚细亚—欧洲—称霸全世界。奏折开篇即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民族必畏我、敬我、降于我。”

　　咄咄逼人的态势，杀气腾腾的宣言。不管后来日本怎么狡辩这份奏折“子虚乌有”，但日本事实上早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不归路。

　　危亡事件

　　“五四”在危亡中爆发

　　巴黎和会上中国被出卖的消息传来，刺痛了国人的心。

　　1919年5月3日夜，千人聚会于北河沿的北大法科三院大礼堂。会议先由《京报》记者邵飘萍做时势报告，继而许德珩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听完报告和演说之后，当时只有18岁的刘仁静，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小刀，冲上讲台，想要当众自杀以励世人，随后法科政治学门学生谢绍敏登台发言，他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

　　会议决定，次日发动游行示威，阻止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并向日本大使馆抗议。

　　4日13时，北京3000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打着旗帜，喊着“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走上了街头！北京大学的罗家伦还起草了一份五四运动宣言，并附上英文备忘录，准备呈交给各国驻华使节。大队伍来到当时驻华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首先来到美国驻华使馆，要求面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但美方回应大使不在北京。经过一番交涉后，使馆工作人员回答，是中国警方不同意学生们的要求。

　　学生们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当即改变游行方向，从东交民巷往北经东长安街，向赵家楼曹汝霖的居所进发。于是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一幕。随后，警察抓走32个来不及撤走的学生。

　　蔡元培听说学生被抓，立即联合其它高校校长与当局交涉，学生们则在酝酿更大的抗议活动。交涉结果，第二天学生们复课，被抓学生获释。

　　6月3日，北大500名学生到街头演讲，陈述时势，要求惩戒国贼，拒绝签约。这500名学生被警察抓走，矛盾进一步激化。次日，北大又有一千名学生到街头演讲，同时还派出学生四处联络，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也都纷纷走上街头。警察不断抓人，致使北京的监狱人满为患，最后不得不把北京大学的一栋学生宿舍改造成临时监狱。但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越来越多的学生挺身而出，并与工、商各界联系罢工、罢市、罢商，抵制日货。从上海、到天津，中国其它城市的学生也纷纷响应。

　　1919年6月27日晨，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居仁堂与学生代表会面。其时，巴黎和会签约日期已近，而学生们听说中国政府在签与不签间尚在犹豫，便决定再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拒绝在和会上签字。

　　见面会上，徐世昌对于学生们的提问大打太极，圆滑而不着边际。一位来自陕西的学生代表听得不耐烦，便走上前来大声说道：“刚才听总统答复的话，都是吞吞吐吐，反反复复，毫不负责任。我看中国前途，确无希望，与其做亡国国民，不如今天干干净净地死在总统面前。”说完，当即双膝跪地一连磕了六七个响头，头皮破裂，血流如注。

　　在学生们的一再要求下，政府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并承诺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危亡世象

　　普通民众“莫与国事”

　　当时《北京益世报》有位记者蔡友梅，曾在他主持的《益世余谭》专栏里录有一事：

　　蔡友梅当时住在东城东颂年胡同31号。1920年2月7日，蔡友梅写完稿件信步出门，想找家茶馆喝喝茶，结果在茶馆外面就听到一人正在演说。上前一看，竟然是一位老者，只见他正手舞足蹈地说道：“今年这群学生，实在闹得厉害。由夏天到如今，简直的没消停。前后罢学好几次，夏天那么热，他们也不怕。炎天烈日之下，满街上奔走哭号，痛哭流涕。警厅里坐了一回监，按说该当歇心了，谁知他们再接再厉，并不死心。昨天听说，被军警包围，在天安门苦冻了一夜。保安队大逞威刚，有好些受伤的。先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天我在东安门，听了他们一场演说，才知道是为什么青岛问题，又什么福州交涉，劝大家合群爱国，抵制劣货。这我才明白。这群学生傻透了，放着书儿不念，管这个闲事作什么？这不是狗拿耗子吗？好好儿地念书，将来毕了业，把文凭蒙到手，运动个官做做，顺了劲，执掌上大权，卖点国土哇，借外债使个回扣哇，那是小子干的，管他青岛、福州怎么样呢，瞎冒热气。爱国，爱他作什么？现在有几个爱国的？阔人儿都不爱国，他们爱的是哪门子国？当亡国奴是大家当，何苦受这宗爱国罪？”蔡友梅不忍再听，赶紧回家了。

　　从这老者的话语看，实际上是激愤之辞。国难当头，中华危殆，“阔人儿都不爱国”，也就一帮有知识而热情敏锐的学生在“闹腾”。事实的确如此，即使是在五四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北京，罢工、罢市、罢课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危机也只是少数精英者的感知而已。

　　危亡观点

　　危亡与希望

　　马勇

　　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接受“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日本朝野某些时候某些人妄图吞并中国，征服亚洲，进而成为世界霸主。

　　中国的民族危机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中经“山东问题”、“二十一条”，直至“九一八”、“七七”。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亚洲的劫难。日本沿着征服者道路走下去，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中日两国百年遭遇，没有赢家。

　　每一次中国危亡，一方面使中国发展受挫，另一方面从危机中看到新希望。

　　1895年，《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巨大伤害，尤其是割让台湾，给中国遗留了巨大问题。经此战，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渐渐形成，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成为此后几十年中日冲突主轴。

　　“二十一条”亦如是。“二十一条”激活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救亡成为二十世纪主旋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一环。中国被突然打击后手足无措，几乎休克。但正如哲学家贺麟当年所看到的那样，困境中潜藏着转机，毁灭中蕴含有新生：“对外抗战，实为任何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要建立自由、独立、统一的近代国家无法绕开的必由之路。近代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要打倒异族的侵凌，复兴起来，所必经的途径无一例外就是利用外部危机推动内部改革。人类历史的先例足以证明中国之不得不走上抗战建国的大道，乃历史必然命运。”

　　贞下起元，中国新生。十四年屈辱，十四年抗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这就是历史，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始终不被异族征服的精神依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危亡背景

　　“二十一条”主要内容

　　●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在山东建铁路、开商埠，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权益，开采各矿权、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不准外人开采。

　　●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日中合办警察。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向日本采办，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