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炎林在抗日激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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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炎林的祖籍是闽南安溪县，1921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庄希泉是与陈嘉庚齐名的著名侨领，母亲余佩皋是“南洋华侨女子教育的先驱”。在20世纪初风云激荡的年代，庄炎林的父母亲为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奔赴南洋，集资募捐，作出了贡献。

庄炎林幼年在上海求学，1934年回到厦门就读于双十中学。不幸的是，这一年他的生母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父亲无暇照顾，不得不把唯一的爱子送往新加坡。然而，英国殖民当局得知庄炎林乃是庄希泉的儿子，便把这个13岁的少年视为“危险分子”，不让他进入当地的华侨中学读书。

在新加坡求学无门，第二年庄炎林只身回到上海，进了民立中学。

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遭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庄炎林义愤填膺，决意放弃学业，北上延安，奔向抗日第一线。他离开上海，假道香港，对父亲说：“爹爹，我不想读书了。”

“为什么啊?”庄希泉很惊讶。

“我要北上抗日!”庄炎林郑重其事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要为国家做点事”。

父亲一时沉默不语。16岁的儿子，竟也说自己是“匹夫”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也好，让儿子早挑重担，早受磨难，早日品尝人生滋味，这对他的成长有好处。

庄希泉通过驻港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让儿子先去桂林，待时机成熟再转往延安。

庄炎林到达桂林后，先在桂林中学高八班就学。民国初年，他的母亲余佩皋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曾经到桂林受聘担任省立女子师范校长。如今，他也来到母亲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自有一番感慨。

当时，桂林聚集了大批避难的进步人士，桂林中学也来了一批教学水平高、思想进步的教师，抗日救亡气氛因之更为浓烈。庄炎林耳濡目染，深受熏陶，终日徜徉在抗日的激情之中。

1938年11月，国民党广西当局决定第三次组织学生军。消息公布后，庄炎林在地下党同志的动员下，马上报名参军。

广西的学生军虽是桂系军队所领导，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庄炎林在学生军中表现十分活跃，颇有影响力。昆仑关会战时，他参与侦察敌情、救护伤员、运送粮食弹药。有一次他组织群众转移，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幸好他迅速卧倒，才幸免于难。后来他常说：“我是个幸存者。”

1940年12月，庄炎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已离开学生军，回到桂林复学。高中毕业后，经地下党的安排，庄炎林进入广西大学就读于法商学院，担任广西大学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秘密从事学生运动。

不久，猝然发生“七九事件”，桂林的许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庄炎林奉命撤离桂林隐蔽于融县，之后前往钟达县担任省工委政治交通联络员。

此时，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极为困难，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庄炎林化装成商人潜入香港，把他父亲寄存在朋友家里的全部资财抢运到澳门，由父亲变卖后捐赠给地下党充作活动经费。

抗日战争期间，庄希泉、庄炎林父子二人毁家纾难，一直坚持在广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前夕，庄希泉北上重庆，而后转往上海。庄炎林则留在广西，担任桂林市工委书记，并与相识多年的战友陈俶辛结为伉俪。

1946年夏，庄炎林受广西省工委的派遣，北上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在上海，离散一年多的父子又重逢了。父亲得知儿子北上的意图，便设法办了一张“华侨通讯社”的记者证，让庄炎林到南京“梅园新村”找中共代表团联络。中共中央联络员钱瑛听取他的汇报后说：“你在广西比较‘红’，一些特务和叛徒容易发现你，你就不要再回广西了。”

庄炎林听从组织的安排，以“华侨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担任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党内秘密交通工作，成为大上海的一名“红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