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复龙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建制的正规军队，具有合乎国民政府之“法”的社会地位。因此，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被国民党福建当局唯一允许在城市公开活动的有中共背景的机构。这种特殊的社会“合法”地位，使其对外是新四军驻闽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地方组织秘密领导机关。
1938年6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以闽北、闽东、闽中三块游击区党组织为主，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王助、范式人当选为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为加强城市工作，在范式人要求下，东南分局派李铁（郭耘）来福州，于同年8月成立了隶属于中共福建省委的福州工委（后由郑挺接任书记），由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直接领导。
尽管当时办事处的活动处于国民党军警特务严密监视之下，“驻地周围有特务据点，大门有特务放哨，工作人员外出有特务跟踪”，但毕竟为中共地方组织活动和抗日宣传工作开启了聚会议事、部署工作、外出联络的便利之所。福州地区的中共组织早于1934年被全面破坏，留在福州市区坚持斗争的党员被迫分散转入地下活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副主任范式人，首先着手党组织重建工作，先后恢复了魏然（张立）、李刚等人领导的地下组织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隐蔽下来的老党员的组织关系。继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秘密发展了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舒诚、梁真、高力夫等一批新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后，王助立即指示党员郑挺、舒诚等筹建“民先队”福州市队部。1938年8月，“民先队”福州总队正式成立，成员多数是学生、店员、教师、职员和文艺界、工商界的进步青年。该组织成员自愿接受中共领导，形成了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抗日救国组织。中共福州工委通过其队员所在单位，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救亡运动。年底，福州城市党组织“已有党员百余人”，成为福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随后到来的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
为了冲破国民党当局在救亡运动中“统制”与“包办”的种种限制，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派遣人员进入当地抗敌后援会和救亡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并通过领导创办4种报刊，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发动全民抗日。
引领福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战友》周刊
《战友》是原福州革命青年组织“大众社”成员何思贤、王一平与卢懋榘、高力夫等人共同创办的抗日救亡周刊（第19期起改为月刊），从1938年1月至1939年4月，共出版23期。这些成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后，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直接领导下办刊，“实际上是福州地下党组织以合法面目出现的一个宣传阵地”。
抗战初期，福建沿海国民党军政官僚被日军的气势汹汹所吓到，“福建必亡”悲观论调四处蔓延，他们消极备战，各自为自己寻找退路。针对当时地方官员普遍存在的“恐日”、“惧日”思想，卢懋榘在《战友》上发表了《科学方法论诸法则的研究》连载文章，以“抗战辩证法”为理论武器，分析抗战局势，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批判各种“亡国论”的错误思想与言论，对坚定福建军民抗战必胜信心发挥了重大作用。1938年5月，金（门）厦（门）两岛相继沦于敌手，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内迁到永安，福州各单位也相继搬迁到闽北、闽西北山区各县。福州社会局势大动荡，各阶层对抗日问题思想混乱。为此，《战友》设置了“一周时事提纲”、“一月来时事总结”等专栏，刊登了《游击队》（连载）、《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加强抗战到底的决心》、《论救亡工作》等文章，及时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针对国民党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滥调，先后刊登了《抗战中的泾县》、《抗日游击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等针对性很强的文章，以确凿的事实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的诋毁，提高民众抗日必胜的信心。
《战友》周刊始终能抓住民众关切的抗日救亡话题，切中时弊，为全面抗战呐喊，深受各阶层欢迎，每期发行量都在1000份以上，成为一支引领福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劲号角。
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先声——《老百姓》报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曾留学日本。抗战初期，他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还抱有议和幻想。金、厦两岛失陷，才使他在抗日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省政府内迁永安后，他急于开拓落后的福建内地经济、文化事业，因而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治闽方略，容纳进步人士和抗日言论，延请一批国内著名人士到永安工作，为战时文化客观上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内迁后，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恢复和开辟南平及闽江流域各县党的工作。王助通过国民党福建省第二行政（南平）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夏明钢的关系，安插王一平到专署担任秘书工作，并秘密成立中共南平工委，书记为陈公生。1939年6月，王助、范式人调往设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坑口乡禄村洋的省委机关工作，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搬到南平，仍由王助直接领导。随后，中共南平工委改设为中共闽江工委，负责南平、永安、沙县、建瓯等城市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在永安，从福州各单位随迁而来的中共党员以职业流动为掩护，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在新四军办事处秘密领导和中共南平工委、闽江工委努力下，通过创办抗日进步报刊，发起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
1938年8月，在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任职的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陈培光，邀集在永安的林浩藩、卓克淦、高时良等进步青年、爱国记者，通过在福建省银行供职的经济学者章振乾，创办了抗日救亡报纸《老百姓》（五日报），揭开了永安创办抗日进步报刊的序幕。
《老百姓》为大众通俗性报纸，前12期为油印８开单面版，发行数百份赠阅。该报本着向民众宣传抗日为宗旨，阐明“战则存，降则亡”的道理，指明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该报开辟“时事解说”栏目，以时事评论、简报、演义、要闻等形式向读者介绍各地战局的发展与变化。“讲故事”栏目，则寓抗日道理于抗战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之中。“功过簿”栏目，则贬恶扬善，颂扬抗战人物，鞭挞汉奸和贪官污吏的丑行。报纸还辟有“谈话”（时政评论）、“百姓的话”、“社会新闻”、“世界与中国”、“漫画”、“副刊”等26个栏目。报纸的稿源来自永安和各地进步人士撰写的文章和发自抗战前线的消息，也转载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周刊和生活书店发行的进步书刊内容。该报讲求通俗，力求短小精悍，文采兼备，并配以木刻、漫画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迎合了各阶层的阅读需求。
中共南平工委成立后，陈培光任工委宣传部长，着手《老百姓》报改版。从第13期起改为铅印4开二版。该报社址和对外通联仍设在永安，稿件、经费、纸张也由永安方面供应，编排印刷则移至南平。为了加强编辑力量，中共南平工委从建瓯县委抽调党员叶康参、叶方烜到永安担任专职编辑；工委书记陈公生在永安负责编务；工委统战部长王一平在南平负责印刷发行。改版后的《老百姓》报，售价低廉，每份只收一枚铜板。销量增至5000多份，其中4000份从永安转发全省各地。比当时的《中央日报》（福建版）的发行量还大。1939年3月8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办的《民教指导》，把该报作为优秀的民众读物推荐给民校教师，认为“可作战时民校的课余读物，补充教材，甚至教师的技术读本”。
由于《老百姓》报鲜明的政治倾向，以及它在知识界、政府部门与广大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责成福建省教育厅把该报编辑人员名单上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向编辑人员发出“警告”，军统南平站特务也秘密侦查编印人员行踪。1939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73周年纪念日，《老百姓》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倒退，发表了题为《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社论，呼吁反对分裂倒退、坚持团结抗战，指出浴血苦战的前方抗敌将士才是真正忠于三民主义的精英。文章刊出后，人们拍手称快，但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却以《老百姓》报“有异党活动”为借口，勒令停刊。
《老百姓》报从创刊到1939年11月下旬被迫停刊，历时一年有余，共发行100多期。它存在的时间虽短，其政治影响重大，促进了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繁荣发展。
蜚声东南的抗日救亡青年杂志——《现代青年》月刊
《老百姓》报被迫停刊的前半年，永安出现了一家颇具规模、并得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等官员支持的改进出版社，由著名左翼作家黎烈文任社长兼发行人。1939年6月至1941年底是改进出版社抗日宣传的高潮期，也正是国民党清除“异党分子”、抓捕城市“红干部”的高潮期。为坚守抗日文化阵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王助派高力夫到永安，与先期到永安活动的党员接上关系；中共闽江工委派所属的福州工委书记郑挺，“每月由沙县到永安与高力夫接头一次，传达工作指示”。留在永安的中共党员以职业为掩护，在中共福建省委和闽江工委的单线领导下，通过不同渠道进入改进出版社工作。
《现代青年》月刊是改进出版社主要面向东南各省广大学生和青年的抗日救亡通俗读物。中共闽江工委组织部长卢懋榘担任主编。1940年4月，在撤退城市“红干部”中，王助将卢懋榘、陈培光等人撤往省委机关工作，并指示由其单线联系的党员刘子崧通过黎烈文的关系，安排党员卓如接替卢懋榘担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坚持了这块文化阵地。
《现代青年》为32开本，从第4卷开始改为16开本的综合性月刊，先后辟有“青年问题”、“青年园地”、“青年生活问题讨论”、“青年文艺”、“科学与青年”、“青年思想问题”、“青年信箱”等几十个栏目，并配以卷头语、专评、版画、漫画、书译等小栏目，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应肩负的抗日救国使命，号召青年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刊发了许多励志文章，教育抗日后方青年，读书不忘救国，随时献身民族解放革命事业。该刊“青年园地”十分注重培养扶植文学新人，先后登载了80多位青年的文学作品，许多青年正是从这里开始走进文学殿堂。
《现代青年》围绕抗日这一中心问题，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多方位报道省内外抗日消息，讴歌抗日将领事迹，发表了《论国本》、《论国际形势》、《太平洋战争的新形势》等一批高水平的政论文章，帮助青年认清抗日形势，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现代青年》还紧紧围绕抗日主题，用很多版面及时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省内外抗日动态和抗敌前线消息，大力讴歌抗日将士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事迹。《现代青年》还撰文猛烈抨击国民派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行径，指出应该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内外的抗战危机，最终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现代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教育青年、团结青年、发动青年的战斗作用，成为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中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东南青年人生方向。
用画笔作刀枪的救亡画报——《战时木刻》
抗战初期，福州地区活跃着一支以画笔作刀枪的抗日救亡文艺轻骑兵，核心人物是当时著名的进步画家萨一佛。他曾创办十日漫画社、刀尖木刻社。1939年春，他与卓飘虹、路世坤等人组成“民先”小组，奉王助之命到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第十四分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绘制六七十幅漫画，在福州市内的杨桥路口、南门兜、大桥头、观井路、延平路等闹市和市郊马江下岐、闽安镇、亭头、琅岐、长门等地进行巡回展览，造成很大社会影响。
萨一佛在参加“民先队”活动中，加入中共组织，隶属中共闽江工委秘密领导。1939年底，萨一佛转赴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1940年2月，萨一佛创办了《战时木刻》画报，并任主编。画报创刊初期是“在卢懋榘指导下进行工作”。该画报是改进出版社颇具特色的通俗画刊，初始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以木刻为主，刊有故事画、漫画、连环画、木刻画作品。作品以抗战为主要题材，通俗形象，画面生动活泼，成为永安进步文化书刊中别具风采的文艺轻骑兵。
画报刊发了《阿娜姑娘》、《日本鬼已到山穷水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掉向枪头打鬼子》、《新水浒传》等连环画，都是配合抗战热点问题创作的佳作，流传广泛。1941年初，福州、永安、建瓯等地遭到日机狂轰滥炸，《战时木刻》画报社组织美术工作者赴现场创作。2月15日至3月15日，木刻作家协会举办了《萨一佛永安劫后素描画展》，在建瓯、南平、福州、永安、沙县等地巡回展出。为纪念鲁迅先生倡导的木刻运动十周年，画报社组织举办了较大规模的全国十年木刻展。全国各地著名的木刻画家寄来许多抗日题材的画作在永安公展，引发社会巨大反响。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设于南平的新四军办事处于当年9月奉命撤销。1941年以后，因永安斗争形势开始恶化，中共福建省委陆续撤退“红干部”。在永安活动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方针，利用职业为掩护，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和合法化）工作方针，就地参加抗日进步文化活动，发挥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文化界同仁办刊办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推动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繁荣发展。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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