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云
一
1949年春节后，摆在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万振鹰面前、一份又一份的《大众报》，频频报道解放大军的胜利捷报。
其中刊出，东北人民解放军10月15日占领沈阳；10月21日解放长春。还有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美式装备正规军14个整师的大捷电。
又有一期刊出，淮海战役胜利序幕，3月22日碾庄大捷全歼守军，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12月15日黄维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司令黄维被俘。
其后几期又持续刊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守军司令陈长捷被俘。1月26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夹道欢呼解放军入城。1月10日杜聿明被俘，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22个军56个师和其它部队约60余万敌军。
更为讽刺地是，有一期根据《华商报》消息，把新华社报道“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同国民党中央社后三天的报道“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并列在一起，让大家更加明白国民党的新闻讹诈。
还有一期用套红印出1949年新华社的新年献词《把革命进行到底》，号召：“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凡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面对着这一期又一期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报道，万振鹰怎能不气急败坏，他抖着《大众报》对手下喽啰吼叫：“这比重庆的《挺进报》更可怕！”严厉追催特务爪牙要加紧严密查捕。
看过《江姐》、读过《红岩》的，大家都知道当年中共重庆市委印刷的《挺进报》，也会记得主编陈然烈士就义前留下的诗篇“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而《大众报》的创办人游德馨、张任生、薛谋略正是怀着这样的豪情和信念，让敌人惊心动魄。
万振鹰和他的手下们都知道，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要获得如此精细的新闻报道，除非报社电台和高档收音机，其他设备是收不到新华社和外台电讯的，他们早已布置特务监视报社并四处追查。其间又传来《星闽日报》一台12灯高级收音机丢失的消息，万振鹰获报后竟亲自赶到报社来，气势汹汹地追查下落。可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书祥（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却推说：“管理不善，经济失窃。”他先后连来了三次，均一无所获。他们怎么能料想到这份《大众报》竟出自手无寸铁、未出茅庐的省立福州中学三位在读的青年学生之手。
二
省立福州中学（简称省福中，即现在的福州一中）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摇篮，哺育出一代又一代为国为民的革命志士。解放战争时期，许多青年学生承袭光荣的思想传统，活跃地传承党的革命理想。但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却变本加厉地负隅反抗，一方面通过掌握的反革命舆论工具，搞假报道欺骗人民大众，妄图煽动对我党我军的恐惧和不满心理；另一方面对他们在战场上的失势进行新闻封锁。那时，广大人民是多么渴望得到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实况报道。地下党同志虽然从香港转来报刊抄摘传阅，仍然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他们热切渴盼能办张地下报纸，宣传党对解放区新的工商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安定国统区的民心，鼓舞人民斗志。省福中地下党薛谋略小组在三牧坊校区天桥西宿舍前的废墟草坪里几经商议，决定发扬独立战斗精神，办起一份以新闻为主的地下党小报，他们随即分头行动起来。
首先是突破红色新闻电讯来源难关，张任生从去探望当时尚被关在牢里的黄垂庆身上得到启发。黄垂庆（黄岑，原福建省电视台台长）是上海《申报》驻闽记者、《星闽日报》记者，是张任生父亲曾经资助升学的一位乡亲。他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匪谍嫌疑关押在福州庆城寺特刑庭看守所里。于是，张任生以黄垂庆需要服药打针为由频繁前往探监，屡受监督无法接谈，第七次探监时，恰值黄垂庆在牢前小庭院中放风，无专人监督，张任生趁机在窗口扼要地向黄垂庆提出希望他帮助提供新华社电讯线索。黄垂庆一心向党，急忙取出铅笔在烟袋纸上写下便条，叫他去《星闽日报》找报务员郑福祥。郑福祥是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书祥的堂弟，是黄垂庆政治上可靠的知己。按照约定的联络办法，党小组决定张任生化名张政同郑福祥发生单线关系，很快就取来了近期新华社口播新闻记录的采编稿和外电有关解放战争的战况报道。大家欢喜若狂，立即着手准备编印发行《大众报》第一期。
在编印过程中，大家更是各显神通，开始时是用借来的钢板，把旧唱针磨过当铁笔，在玻璃板上加个木夹子，在小木棍上缠绕一层胶布，凑齐了简陋的刻印工具。他们便集聚在张任生走读居住的大楼里（北门大营房50号，已拆除，现位于华林路省委信访局向西的60米附近）。由游德馨写了创刊词，并同游申（高工学生，游德馨初中同学）一起动手，精心编排，连夜赶印，鸡鸣完版。第一期16开的地下《大众报》创刊号出刊了。
别看只是一张小小16开的《大众报》，一经发行，便如久旱甘露响遍大地。新华社红色电讯似火炬、如喜讯，让大家及时了解到战场上节节频传的捷报，知道了在解放区人民当家做主的盛况及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大众报》在市区各校暗中传阅，大家奔走相告，并在农村根据地、游击区公开诵读，轰动极大。
由于《大众报》创刊号反响热烈，同时得到城工部福州市委机关留守同志的赞扬，更加鼓舞了《大众报》编印成员的斗志，他们决定扩大版面，由16开改为8开。游德馨不声不响地拿出身存半钱的黄金戒指，其他同志还把口粮大米换成钱，购置了油印机、钢板和纸张。在当时，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原则上就是这样，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全依靠党员和基本群众自身的力量去筹集，比如我在其他地下活动中，曾经向在福州读初中的三位女同学要过3颗二三钱重的金戒指并上交组织，这是当年地下党员应尽的自觉义务。《大众报》办报历时近半年，辗转城市与郊区五个处所，从一期到十二期的所有办报经费主要依靠游德馨、张任生、薛谋略和游申想方设法筹措，而他们自己却在公立学校里过着贫苦的生活。
三
正当他们意气风发、准备扩版编印第二期时，传来上级的不同意见，这让他们十分为难。于是，在校寄宿、并与我上下铺的薛谋略找到我，诉说碰到的具体难题。于是，我就向当时留守在城工部福州市委机关主持工作的张纬荣同志（福建学院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原福（清）长（乐）平（潭）学委书记）汇报。那时，城工部组织受到错误处理，各系统处于断联状态，他不便也不能直接干预，指示我在确保编印和发行安全的前提下，出面参与并把《大众报》接续办下去。我同《大众报》的办报同志们碰头后，考虑到《大众报》主要是在学校发行，担心敌人从学校入手查对笔迹引出麻烦，就从平潭学生支部调出书法出色、擅长绘画，又善刻蜡板的小楠，让他来福州参加《大众报》编印工作，并将办报地点转移到津门路口原学委的秘密联络点。就在这间靠近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的楼顶上，秘密编印出了《大众报》第二期，同时还翻印了《解放军为何胜利》小册子。
为确保发行安全，改为分散发行，市内仅保留高工和黄花岗中学的城区和企业的分发点，宁德、罗源、屏南、平潭、建瓯等地改为寄递方式，定点定人。同时，我们还作了不测的安排，选择了上山的退路，决定若在市内办不下去时就把《大众报》转移上东岭，我特请中共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五县中心县委领导的主力——东岭游击队总队长江枫同志下山，在水部土山麦园5号江桂松家里同游德馨、张任生、薛谋略和小楠会面，商讨具体对策。
这里是当年五县中心县委和学委在福州郊区的重要据点，是城工部领导人林白、刘文耀进城的主要落脚点。江桂松母亲是城工部著名烈士杨清琪的干妈，她老人家对城工部来往的青年同志都视如己子，接待安排周到。见面后，江枫还接受了在游击区扩大发行的任务，并且同意将土山麦园据点提供给《大众报》活动，我们在这里刊印了第三、四两期。
江枫与我不仅是党的组织关系，而且私谊深厚，他原名王家喜，是平潭县潭东镇光裕垄渔村人，是我哥哥中学六年的同窗挚友，又是我父亲资助的干儿子，我们如同兄弟。1945年秋，他从莆田名校私立哲理中学高中毕业后赴台湾宜兰中学任教，是台湾地下党员。因二二八事件被追捕而返回大陆，随我来福州，经学委介绍转移上山，重新入党。
随后，为了避免干扰土山麦园据点的活动，在郑福祥的帮助下，《大众报》办报地点又迁到远郊义序吴山村一个名叫依宁的农民家里，在这里连续刊印出从第五期到第十期共六期，而且翻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单行本及《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等文件，汇编成小册子。因远离城区，稿件递送费时，且时间一长，又恐农家来往的外人张扬，乃决定转移进城。又经郑福祥介绍，在台江华侨旅社住下，这家旅社的老板与郑福祥有交情。老板的哥哥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相当开明。大家冒充英华中学学生，由郑福祥介绍见面，便在二楼开了一间虽较阴暗却比较宽敞的储存室供我们使用。在这家旅社的储存室里印了两期（第十一、十二期），还翻印了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的工作决定了让我们随时眼观四方保持警惕，有一天，突然发现一板之隔有国民党军官频繁进出，且附近又发现宪兵来回巡逻，我们为防万一，于是急促决定分散撤离，这时已是1949年暮春三月过后了。
三月底，国共和谈再度破裂，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在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配合下，开出了一批黑名单，准备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郑书祥得讯后赶忙让郑福祥撤往香港，《大众报》的红色电讯稿源中断。这时，人民解放大军陈兵江北，准备渡江解放全中国。《大众报》秉持“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革命理念，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全面、详尽、迅速地综合报道了决定我国转折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详况，极大地鼓舞了民心，激励了广大青年更坚定地走向革命、迎接解放，完成了她应有的历史使命。
四
小楠从华侨旅社和张任生他们分头转移后，回到土山麦园据点，得到《大众报》停刊通知后，便同从红墙村学习班撤出来的同志一起上了东岭，还把一套油印机挑上山，继续编印学习小册子。后来被江枫派在福州驻点，帮助筹措山上急需的给养和接待联络上下山的同志。据说，五月间曾接受任务到闽江口郑敢海上游击队去，其后就再无音信。
1982年，我才知道小楠的真实姓名。小楠原名许书贤，平潭县城关镇南大街人，1931年6月出生。白皙圆胖，精干机灵，友爱同伴，表率待人。他在家乡带领同学热心为党工作，调来配合《大众报》编印工作时专心致志，虚心听话，工作力求精益求精。分别后，大家一直惦念难舍，始终在想方设法寻找。小楠失踪后，他了解的所有的联络站据点以及和他发生过工作关系的同志，无一出现过险情，这更表现出他具有城工部地下党员应有的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解放后，小楠的姐、弟（许书传，南昌飞机制造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多次找我查问下落，我都无言可对。直到10年前，省福中原地下党同志编辑《峥嵘岁月》且即行出版，我即分寄给他们，让他姐弟知道我们的怀念，以资慰籍。
时至今日，6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心痛着可敬可亲的同志小楠，同他的亲属一样在呼唤：小楠，你在哪里？此时要请小楠理解和原谅，曾经同你一起战斗的同志，由于不能确定你最后的下落，无法帮助澄清定性，进行追认，正因为这样，同志们才更加迫切地寻根觅找。
小楠，你在哪里？
在回忆地下小报《大众报》时，我不能不想念起你——小楠！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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