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刚
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领域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一个令人关注而研究又相对薄弱的重要课题。其中，有的因史料挖掘不够，仍有待深入探讨；有的则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尚存争议，如它的组建决策、战略行动意图、失败原因、历史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在此，笔者不妨就这些问题谈一谈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以往论著或是囿于史料不足，或是认识不够，对这一问题似乎是忽略了，并未作深入探讨。也就是说，在谈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时，都是从1934年7月《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谈起。其实，这一《训令》是果不是因。而且，弄清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问题，对于探讨其战略行动的真实意图和意义至关重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它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且获得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赞同，尔后联合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福建事变之时，正是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重兵“围剿”中央苏区之际。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彭德怀心急如焚，极力向党中央建议，在军事战略上，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威胁敌人的腹心地带，以迫使进攻赣南闽西地区的敌军回援，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也“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34年12月16日）。但中共临时中央最高决策者的博古、李德对这一正确军事方针不仅不采纳，反而讥笑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冒险主义。
随着福建事变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策失利，中央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机。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第3333页）。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赖安“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根据地的缩小”，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这就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决策的由来。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实现战略转移，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开始考虑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军事战略建议。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示埃韦特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你们面前根据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明确指出“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赣边区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144页）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6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红7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并制订下达具体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及相关的战略配合措施。
二、如何看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行动意图问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动到国民党军队深远的后方”，其战略意图：一是在政治上，“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借此更进一步揭露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群众间的威信，与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5册，第3409-3410页）。二是在军事上，消灭在浙皖赣闽边地区敌人，进而创立大块的巩固的苏区，“给敌人的后方以极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5册，第3410页）。
以上两点，是史学界的基本看法。其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还有一个，即“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这一战略意图涉及到它后来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
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筹划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角度来看，军事战略意图是最主要的，也是当务之急；政治意图虽是核心，却是为当时的军事战略任务的实现服务的。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战略意图提问时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255-266页）朱德这一“引子”说法，明确表明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立的真实意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有关文献，也佐证了这一说法。1934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4页）。9月17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苏区红军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即战略转移——长征；为此，建议“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页）。
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政治意图还是军事意图，应该说都没有完全达到预定战略目的。这一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失败后不久，1935年2月13日，也就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就强调指出“依野战军（中央红军主力）及红十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验，如你们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5册，第3557-3558页）。至于“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这一战略意图倒是实现了。
三、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失败的原因问题
如何看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的失败问题？迄今，已发表的论著主要是依据粟裕等人回忆录的基调来进行审视的，如上世纪80年代闽浙皖赣四省党史工作者共同协作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以及目前网上盛传的《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覆亡内情：中央做5个错误决定》等。其基本观点是：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博古为首的中央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决策不合时宜；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以致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加上先遣队领导层意见分歧大，闹不团结，等等。
上述研究观点，应该说基本切合历史事实，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研究的视角存在问题，即没有从为什么要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的战略行动真实意图是什么等角度去看问题，以致总是以结果来反推原因。
博古为首的中央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指导，为什么会自始至终都是作出脱离实际甚至违背军事指挥常识的错误决定？从作战的失败结果来进行分析推导并得出结论的看法，这是历史事实，但不是真实原因。以往都是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这一角度去反思和认识。应该说，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如果从它的决策形成和战略意图的角度进行审视，是不难理解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行“向湖南方向突围”的战略转移，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和“极其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4-195页）保障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现安全战略转移，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根本原因。况且，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孤军奋战的6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仍处于博古把持的“左”倾领导之际，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上，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作战的指导方针是预先制订好的，简单而明确，且不容更改，即“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并“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而且，在北上战略行动中，对于先遣队领导人提出的调整作战路线、希望在闽北或赣东北的苏区进行短暂休整等建议，中共中央都是再三强调北上战略行动的重要性和特别意义，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改变北上任务”（《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92页），也“不要希望红十军及闽北分区的帮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85页），“在部队中应防止与坚决反对想缩回赣东北的情绪与企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95页）等。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行动的指导，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讲条件。其主要战略意图，就是尽可能多的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围剿”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现从西南方向进行战略转移。因此，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的，中革军委给先遣队指战员下达的作战命令，实际上都是围绕不惜一切代价牵制敌军这一战略指导思路来部署的。
总之，在明显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深入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带而又革命斗争基础较为薄弱的闽浙赣皖边地区进行作战，可以说失败是必然的，也是在当时中央领导决策者的意料之中的。但是，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战员顾全大局、英勇无畏，为了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正如粟裕所说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260页）。
四、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
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牵制了约20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二是率先举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三是先遣队留存下来的红军武装，成为闽浙皖赣边几块游击区的主要有生力量。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已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基本上是点到为止而已，进行深入系统阐述的成果较少。
其实，上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方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加以拓展研究的课题。
比如，北上抗日问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是由红7军团和后期的红10军组成，但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公开进行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是“抗日救国军的先锋部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第47页）。先遣队为什么要高举抗日的旗帜？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局势出现了两大变化，即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则随之变为次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南方向北方转移。“抗日救国”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主要的问题和中国革命的主旋律。为此，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如1932年毛泽东率领东路军进军漳州、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并促成福建事变的爆发等，都是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的，带有浓厚的反蒋抗日色彩。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仅把军事战略行动同抗日宣传运动有机结合起来，还公开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这在红军革命战争史上是第一次。
二是在“围剿”红军中，蒋介石动用各种舆论工具，说“红军捣乱抗日后方”、“中国无力抗日”，大肆“指责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说他们搅他们的后方，所以他的军队无法与日本作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53页）为了揭露敌人的蛊惑宣传，中共中央决定这支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旨在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工农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人民队伍，进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为此，宣传抗日成为当时赋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政治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告，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
三是针对日本人在福建东南部的侵略行径，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战略行动同抗日宣传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以瓦解敌人的部队。为此，193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在福鼎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可能引起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巧妙利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促使白军士兵群众转移到我们方面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7页）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什么不在有限的时间内直接从闽北经赣东北到达皖南，而偏偏要绕一个大圈进军闽东地区了。
又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如何推动了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问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战略行动尽管失败了，但它极大地推动了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开展，成为后来闽浙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这一极大的推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闽东、闽北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抓住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边和此间闽浙边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的有利契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开展扩红、筹粮、筹款等工作，加强苏区的政权、经济和军事建设，使闽北、闽东苏区一度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闽北、闽东苏区这一大好发展局面的出现，是在特殊的革命斗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后随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斗争的失败，一直坚持斗争到1935年3月，成为最后陷落的苏区之一。闽东、闽北苏区革命斗争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1928年至1937年）历程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不是结束点，而是一大转折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有一个尾声式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尾声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向三年游击战争转变的过渡阶段。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的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区，后来都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先遣队留存下来的红军指战员，成为闽浙赣皖边几块游击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和领导骨干，即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领导的闽北游击区，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浙南和浙西南游击区，关英等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区等4块游击区。其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浙南、浙西南和皖浙赣边革命斗争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尤为突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浙南、浙西南和赣东北等党组织都相继汇聚于中共闽浙赣区（省）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应该说都是与这一革命历史渊源关系分不开的。
迄今，涉及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落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方党史专题中，系统性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少。这是今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而要做好这一课题研究，有赖于闽浙皖赣四省有关党史部门的通力协作，有赖于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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