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淑红
邓子恢(1896-1972)，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闽西是中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创造了闽西南游击根据地。三年游击战是闽西开展革命战争以来艰苦、复杂的阶段，也是闽西党组织人民经受严峻考验并且获得重大胜利的阶段，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了方方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的确，闽西三年游击战取得的成绩，邓子恢功不可没。
一、 经受严峻考验，领导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长征。1935年2月，中央分局组织九路突围，实行分散游击发展策略。突出重围的邓子恢与从赣南向永定转移的由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24师一个营不期而遇，邓子恢和他们一起率领这支精干部队向永定突围。3月下旬，与张鼎丞指挥的队伍在永定县仙师大阜村会合，然后合力冲破了追袭之敌的包围圈，转移至该县的溪南地区。
邓子恢和陈潭秋来到闽西，带来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决定。等局势稳定些后，于1935年4月12日在永定县赤寨村主持召开闽西党政军领导班干部联席会议，即赤寨会议。陈潭秋代表中央分局传达了党中央给中央分局关于“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电报指示精神。会上分析了敌人占领中央苏区以后的形势，指出必须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在闽西南斗争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会上，邓子恢当选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
为了便于指导闽西各地游击战争，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而发生意外损失，军政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分散到各游击根据地工作。1935年夏，邓子恢到达了永定县东部之湖雷、金丰一带，亲自指挥由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伍洪祥等领导的红8团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红8团兵力不多，武器也不好，但由于他们开展了灵活机智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发展壮大了自己。邓子恢到达以后，肯定了他们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集中以打击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和在斗争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及时地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传达到各游击区，使红军游击队成为既能打仗消灭敌人，又会做群众工作的部队。
当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清剿”，扬言要彻底肃清红军游击队。闽西各县市都出现了一些叛徒，这些叛徒带领敌人四处搜捕革命同志，部队普遍产生了恐惧情绪。邓子恢教育指战员要经受得起目前的严峻考验，树立起长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勇气和信心。他常说：“古今中外不论要做什么事业，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任务就更加艰巨……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克服面前的困难，度过艰难的阶段，取得革命的成功。”生活上，邓子恢与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战斗中，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由于频繁的战斗和动荡不安的生活，邓子恢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他们在永定和龙岩县交界的一些山林里分别建造了好几处营地。这些营地，都是十分简陋的竹寮。邓子恢和战士们把竹子劈成两半，然后一正一反一像瓦片那样相互衔接着拼成一个寮顶。这种竹寮可以挡雨，却四面透风。床也是用竹片拼起来的，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邓子恢的生活用具也极其简单，一个脸盆除用来洗脸外，还得用来煮饭、烧热水和洗澡。时间久了，脸盆上的搪瓷早已脱落，几乎说是一个黑乎乎的铁皮钵子。吃饭没有筷子，就折两根树枝凑合。有时找不到吃的，就让警卫员设法弄些地瓜，用水洗干净后啃着吃。邓子恢经常奔波于各营地指挥战斗，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邓子恢和战友们经常靠着竹笋、野菜和山泉水充饥解渴。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弄不到鞋子穿，当然更谈不上穿袜子。邓子恢不管晴雨风霜，几乎都是光脚穿一双破烂雨鞋。时间一久，脚就烂了，没有药品治，他就用竹子里蛀虫啃咬下来的竹粉涂抹伤口，过些天伤口好些了，还是穿那双雨鞋。由于邓子恢正确贯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紧紧依靠县、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得到了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经过3个月艰苦的斗争，逐渐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打破了敌人第一次“清剿”计划。
闽西党组织由于远离党中央，得不到中央的指示，给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邓子恢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千方百计托人搜集大陆、香港出版的各种报纸，从各类新闻报道中研究形势的变化。有一次，他看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着红军在桂、黔一带活动的消息，判定主力红军已经突破了国民党的湘江防线，转战于西南各省。他很高兴，马上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形势的宣传提纲，印发到各游击队去，极大地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密切联系群众，保存并发展了闽西革命武装力量
闽西南军政委员从成立开始，邓子恢就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分头深入到群众中去，协同当地干部领导群众斗争。这些干部不仅在感情上、语言上、生活习惯上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当地群众武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知道他们的一切，他们也知道群众的一切。在艰苦卓绝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不论形势如何严峻，干部始终以“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开展工作，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1935年7月至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清剿”，企图集中兵力，消灭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敌人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筑碉堡，一发现游击队，敌军主力便跟踪“追剿”“围剿”；而驻守碉堡的民团、壮丁队则据守碉堡进行堵击；有时则沿山隘伏击，放冷枪，配合敌军主力进行“搜剿”。在政治上，敌人主要是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特别在1935年八九月以后，敌人看到红军与群众的亲密关系，认识到单靠军事行动无法消灭红军，便采取了“移民并村”“计口购粮”“保甲制度”“连坐法”等极端毒辣的办法来对付游击队。
反“清剿”初期，部队在没收反动地主粮食的时候，只注意维持自己的给养，没有注意到吸收群众参加分粮。有时虽然以部分粮食分给群众，群众怕地主报复，也不敢要。后来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讨论后改变办法：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地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又不致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了几次秘密分粮斗争以后，发现敌人无能为力，游击队的政策正确，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情绪日趋稳定，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到红军中来。到1935年冬，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红军游击队发展为8个支队共3000多人。这一时期，游击队拖住了敌人8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部队也熟练了集中打击敌人、分散发动群众、以及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种种灵活的游击战术。
1935年12月底，邓子恢、张鼎丞转移到上杭，在双髻山与谭震林会合。邓子恢也在此时与党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得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大家如获至宝。1936年1月1日，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在上杭双髻山组织召开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分析了闽西局势，确定了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政策。总结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粉碎敌人新的“清剿”计划。会议重新选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机构，张鼎丞为主席，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
1936年1月5日，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邓子恢执笔起草发布了军政委员会抗日讨蒋纲领。之后，邓子恢还与张鼎丞、谭震林一起起草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决议》、《关于反移民斗争的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号召联合抗日讨蒋告三十七旅官兵书》等大量重要文件。邓子恢强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政策。他指出：“投降政策不是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去与一切友军联合战线，反是牺牲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去与其他阶级妥协。”由于邓子恢和他的战友们正确理解并执行了党的方针、策略，实际工作中深入细致地走进群众中，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白色碉堡”与红军合作。
1936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闽西南游击队，开始了所谓第三次“清剿”。邓子恢从上杭双髻山赶回龙岩，直接参与并指导部队的游击战争。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起来反抗不积极抗日却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部队的蒋介石。邓子恢与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人马上进行研究，讨论对付的策略，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和敌情的变化，认为这个事变说明了敌人内部的分裂，对两广的抗日反蒋行动应予支持，并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为西南事变宣言》和《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定》，指出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集结我们比较优势的兵力，组织广大群众，联合一切友军，开始局部反攻”，以粉碎敌人的“清剿”，恢复和发展闽西南苏维埃区域，并配合“全国红军，特别是主力红军在陕甘的胜利”。10月，在永定金丰大山又召开了一次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认为，闽西南党组织目前的任务，仍然是采取游击战争方式开展局部反攻。在军事上提出必须适时地灵活地集结必要主力，运用更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军以迎头痛击。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闽西南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由邓子恢全权负责；第二纵队由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此后，邓子恢指挥部队以小分队分散游击，大部队集中应敌的灵活战术，实行军事斗争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打击了敌军的“清剿”。
三、推动和平谈判，达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1937年2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到驻香港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正式转达了党中央关于争取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说明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中央的方针已经由抗日反蒋转变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在南靖县上科岭村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通知会议，讨论通过了《闽西南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在闽西南迅速开展和平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会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以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名义发表了致国民党驻军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4月25日，邓子恢参加了在永定县月流召开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致拥护、坚决接受中央“停止内战”、“对内和平”的方针。会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出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和《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致粤军公函》，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红色部队立即动员全党、全体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宣传活动，从各个方面推动闽西国民党军政当局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和平谈判。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闽西军政当局迫于全国抗战的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和谈继续进行下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自进城谈判。7月10日，邓子恢进了龙岩城去见练惕生。在谈判中，双方在集中地点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7月16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国民党第175师假借抗日合作，在闽南漳浦把准备受编的红军独立第3团缴械。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指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经过邓子恢坚决斗争，练惕生不得不同意了邓子恢的意见。7月27日，邓子恢与粤军代表练惕生、国民党专署代表张策安三方，在龙岩就正式谈判条文达成了协议，并签字生效。
至此，闽西南地区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1938年3月初，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张鼎丞、谭震林率领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二支队，结束了三年艰苦奋战的游击生活，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本文作者系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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