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辉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他的《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作为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的一系列史学学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是党史编撰乃至方志编修理应汲取的史学精华。
然而，笔者以为，就党史工作者、方志工作者而言，借鉴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固然重要，但借鉴章学诚心态上的得失更有意义。
一、身在曹营心在曹
纵观章学诚的一生，可谓拮据的时候多，宽裕的时候少。1762年，章学诚在北京任国子监教师时，用尽3年积蓄，才购得几个版本的正史。他自己在谈及买书的尴尬时曾说：“……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种。”1789年，章学诚在写给毕沅的信中，就谈过他的困窘：“一钵萧然，沿街乞食。”1796年，章学诚在写给朱珪（章学诚老师朱筠的弟弟，时任安徽巡抚）的信中说：“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来之馆谷。”章学诚支撑着一个过于庞大的家庭，一妻、二妾乃至后来的孩子，这20多人的家庭，几乎全靠他一个人维持（“他儿子可能结婚较早，而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但无力单独抚养”）。为了生计，章学诚不得不频繁地搬家。从1787年到1790年，章学诚搬家不少于5次：“疾病殇亡又相属，鸡犬图书行李间，更堪旅榇波尘逐。”
“丁未又困京洛尘，选部有官不敢徇。”1787年，50岁的章学诚得到一个做知县的机会。当时知县的年均收入一般在2000两白银左右，凭此薪水，章学诚一家的生活本可以无甚忧虑。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坎坷潦倒”的他，却舍官而去。章学诚的父亲也做过知县，其晚年蒙冤、结局不幸。章学诚的朋友蔡薰等几个人，也都因官场险恶而结局悲惨，这可能是章学诚舍官而去的原因之一。但是，章学诚舍官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对史志事业的钟情。章学诚在写给学生的信中曾分析过为官之弊：“外有应酬，家增日用，精神疲于酌酢，心力困于借筹。”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唯恐当官后“精力分于声色与一切世俗酬应”。加之“自以迂疏”，应该是他“不敢入仕”的主要原因。章学诚承认，他“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人生之趣”。但他坚持认为“饥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他坚持“用其专长，殚经究史”，虽“江湖疲于奔走”，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章学诚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曹！章学诚认为：“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长而用之。”
章学诚老先生对史志事业的执着态度，以及章学诚辉煌的史学成就，给我们史志工作者一个启示，那就是：只要用心耕耘，党史工作、方志工作就是沃土，就会有所作为。
当“官儿”当然好，“官儿”的确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但是，第一，“官儿”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工作，不是每个人都长于此道的，章学诚能成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却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官儿”；第二，当“官儿”除了需要具备管理素质外，还有一个机遇的问题。即便你有当“官儿”的才能，也未必有当“官儿”的机遇；第三，我们不能当“官儿”不成就自暴自弃、万念俱灰，当“官儿”可以有所作为，做学问、经商、做工、务农、从戎都可以有所作为啊！如果生活赐给你的是石头，你要自己决定，将它建成一座桥，还是一堵墙。应该建桥啊！
笔者以为，还是章学诚老先生高明：身在曹营，心在曹。身在曹营心在汉者，一般都曹营的事做不好、汉营的事也泡汤了。作为史志工作者，做好史志工作，应该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就别想那么多了吧？！还是以章学诚老先生为楷模吧：“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勿，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
二、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比章学诚年长14岁的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他精通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词源学和校勘学等等，是他所处时代颇受学界尊重的学者，或曰权威。
1766年，经友人推荐，章学诚拜见了戴震，当时，戴震给章学诚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尽管敬佩和尊重这位极有影响的训诂学家，但章学诚在学术观点上还是与其保持着距离。当时，戴震强调通过细心关注事实来避免“蹈于空虚”，而章学诚则认为，事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深层次的洞见。
1773年，章学诚与戴震在宁波第二次会面。这时，戴震已50岁，章学诚36岁。在宁波，章学诚与戴震就方志的属性问题发生了争论。章学诚将他刚刚为计划中的《和州志》写的“志例”拿给戴震看，戴震阅后，强调了方志通常的写作方式，即“悉心于地理沿革”。章学诚则辩护说，地方志应该是真正的历史写作，是有其当代意义和效用的文献，而不应被看作“地理专门”之学。同年，章学诚与戴震在杭州第三次会面。这次会面讨论的重要话题是对郑樵《通志》的评价。戴震认为《通志》没有学术根基，不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章学诚则批评戴震“经术淹贯，而不解史学”。章学诚认为，郑樵代表着关注“意义”的真正史学，而马端临则只是关注死事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史家。
章学诚对戴震的哲学著述“深为钦服”，但他并非无原则地迎合戴震，他对戴震的批评“表现出了尊重与坦率的恰当结合”。他对戴震“充满景仰”，但又“不乏批评”。我们于今观之，从强调“史意”、强调“洞见”之角度看，章学诚是有道理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戴震“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的观点亦有其合理性。戴震讲的其实是当时方志编修的普遍状况，而章学诚讲的是方志编修应该达到的理想状况。换言之，章学诚讲的是大道理，而戴震讲的是小道理。
笔者以为，章学诚与戴震在学术见解上的谁是谁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史志工作者应该学习章学诚对待权威的态度，那就是：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换言之，对权威的尊重，不要达到迷信的程度、盲从的程度。
对于权威人士所言，正确的，我们当然要汲取；不准确的，就必须抵制。搞党史做学问，是代表党委写“正史”，任何盲从的态度都是有害的。搞方志编修，是代表政府记述地方之全史，盲从的态度也是有害的。在权威的错误面前，我们必须秉持应有的勇气和胆识。
三、自信，但不要狂妄
章学诚的学术地位之高、学术成就之辉煌，是不容置疑的，章学诚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精神财富，并让我们受用无尽。章学诚本人对自己的成就也颇为自信、自负、自傲，有时甚至到了狂妄的程度。
章学诚在家书中曾自我感觉良好地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章学诚的意思是说，他所写下的文史高论，不言则已，一出口便如天造地设，不可动摇。1789年，章学诚在友人的资助下开始编纂《亳州志》，后因有事急于去武昌，《亳州志》仓促完成于次年春天。章学诚在写给周震荣的信中对《亳州志》感觉甚好，他有些狂妄地说：“此志，拟之于史，当于陈、范抗行。”
在章学诚所编《永清县志》的人物传中，收有贾澎（1702—1778）的传记，并附有一篇章学诚认为是贾澎所写的最好的文章——《饿乡记》。而事实上《饿乡记》是清初作家蓝鼎元（1680—1733）广为人知的篇章。人的知识视野总会有局限，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作品刚出炉，就宣称天造地设、不可动摇。章学诚后来也发现了自己的毛病，1790年，他在重编《永清县志》时曾惋惜地回顾说：“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由今观之，悔笔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轻刻板也。”其实，令章学诚后悔的事情何止《永清县志》？他甚至没搞清楚李延寿为何人之子、唐明宗为何朝之帝；他曾把《三国演义》的记事误认为是《三国志》记的，把南宋初编的《通鉴长编》误认为是南宋末年的。
1790年，章学诚在湖北朋友的府上，遇见了段玉裁。段玉裁是戴震的弟子，也是著名语言学家，以研究《说文解字》闻名于世。段玉裁此前听说过章学诚，并感觉他与章学诚“神交已久”。他盛赞章学诚的文论，并高度评价章学诚的历史洞见。两人会面时，段玉裁对章学诚文章的精深文义表示钦佩。但段玉裁同时指出，章学诚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八股文骈偶体痕迹。章学诚对段玉裁的这一批评大为不快，他反驳道：“夫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其实，章学诚的文章“确时常带着考试论文（制义）的矫揉造作，用一长句跟随前一长句”。章学诚的恼怒，反映了章学诚心态的狂妄，或曰心态的不成熟。在批评其他学者时，章学诚也时常表现出狂妄心态。章学诚曾批评他的助手孙星衍：批评别人时太无节制。其实章学诚本人也有这个毛病，他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毛病时曾说：“鄙著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著耳。今已知悔，多所删改。”
而今观之，章学诚的狂妄心态是不足取的。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没有缺点呢？即便像章学诚这样的伟人同样会有缺点，用章学诚自己的话说，就是“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对自己不足的方面像张飞般一批就跳，显然不利于纠正自己的缺点。作为党史工作者或方志工作者，我们应汲取章学诚狂妄的教训，不应该把自己写的东西看成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谁也动不得、谁也不能提意见，这样对史志事业、对史志工作者本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要而言之，史志工作者应该成为有境界的人、有所作为的人；应该“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应该不唯唯诺诺，也不唯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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