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沈阳城之轰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攻陷热河。敌寇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却节节退让，在“不抵抗”政策和《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之下，东北、华北主权逐渐沦丧……
“一二·九”运动发出震天怒吼，青年学生喊出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强音。见证了“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道：“中国正在苏醒过来。”
策划已久的巨响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在沈阳北大营的西南方，传来了一声巨响。
此时，东三省的最高长官张学良正陪着英国驻华武官在北平前门开明剧院观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东三省的实际最高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小岭子村为父治丧。而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则正忙着为其父办寿诞。
北大营里，七旅第620团3营9连的值营连长姜明文正躺在床上，看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那一天，是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官兵发饷的日子。发完军饷后，旅长王以哲回家去了，与他一同回去的，还有大部分团营级指挥官。
人们不知道这声巨响来自哪里，意味什么。
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郞心里清楚。他和他的好友，关东军参谋部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已经为这事儿策划了快一年。
巨响是由日军爆破专家河本末守中尉带着7名士兵，用42包黄色炸药弄出来的，目标是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
石原对他们的要求是：动静要大，破坏要小，不能把铁路真给炸坏了。
板垣接到了爆破实施的报告后，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郞发去急电：18日22时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把枪放到库房里！
北大营那边，士兵们很快就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日军已逼近北大营。姜明文的第一反应就是集合队伍，领取枪弹准备战斗，并向旅部报告。此时在旅部值班的，是参谋长赵镇藩。旅长王以哲不在，赵镇藩只能向上级荣臻请示。
而此时的荣臻，已经与北平联系上了，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谭海，谭在电话中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所以荣臻接到赵的电话后，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外面枪炮隆隆，营里却异常的安静。这种安静，连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此次参与袭击北大营的日本兵共有一个中队180人左右，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是一个旅六七千人。寂静给了日本人勇气，很快他们就攻进了营区。令他们更感诧异的是，当中国士兵看到他们的时候，不是转身就跑，就是举手投降，有的士兵甚至又躺到床上装睡。
最后时刻，赵镇藩再次向荣臻请示：再不撤退，全旅就都完了。这回，荣臻终于发话了，必要的时候，部队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就这样，赵镇藩决定带领部队突围。当且战且退的中国官兵离开北大营时，已是19日凌晨3时多。
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恐怕营里有伏兵，未敢立即进入，用炮火猛轰20多分钟之后，才冲进了营区。营区内遗留着许多物资，日军把军械子弹和钱款都掠了去，然后满营放火，东北唯一的大兵营就此化为灰烬。
五个月占了东三省
接下来，关东军全线出动，在东北军“不抵抗”政策之下，侵略者几乎兵不血刃地夺城掠地，奉天、四平、营口、安东、凤凰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全被日军占领。在短短一周中，关东军侵占东北30座城市，并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11月19日，日军攻占齐齐哈尔，黑龙江失守。1932年1月1日，关东军三面包围锦州，锦州守军不战而退。2月5日，关东军将之前曾暂时放弃进攻的哈尔滨也拿到手里。
没有人会想到，一支只有近两万人的日本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五个月内，就把有着近20万军队把守的东北三省给占了。占领的土地，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三倍。
觉醒时局
一天天国土沦丧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是当时华北的现实。
1933年5月，长城抗战以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而告失败，日本陈兵城下，呈三面包围北平之势，逼迫民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塘沽协定》，把包括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给了日本，而且把冀东、平北地区划为所谓缓冲区，华北主权丧失大半。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妄图将华北5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
1935年初，日本借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刺杀，向国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6月9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治郞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构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面对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最终逐步答应。如此一来，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实现了日本要把该地区造成“真空”的图谋。
1935年6月27日，日本借口张北事件，以武力逼迫，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署《秦土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北，随后，察北6县在日本的支持下，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并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随后，在没有中央势力的华北“真空”地带，日本人挑起了一系列自治事件：1935年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府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的“自治宣言”。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的支持下，在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
11月20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的要求。在日本的要挟下，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人。
在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华北的主权一步步地沦丧！
觉醒事件
“一二·九”地火喷发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这是1934年拍摄的影片《桃李劫》的插曲，这是“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心声。
面对华北主权一天天的沦丧，北平的大中学生们中间，焦虑、愤怒的情绪一天天在增长。中共地下党员、爱国进步积极分子开始行动，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地火在积聚，在奔涌。
1935年，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华北主权将再遭肢解的消息传来时，这地火喷发了！
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包括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东北大学的宋黎……经常在美国进步记者兼燕京大学讲师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这些大学生，有的是失去关系的中共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他们利用这个环境讨论时局，并从斯诺那里获得一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如日本人的动向，宋哲元的暧昧态度，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等。
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几所学校代表。会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12月9日那一天，组织全市学生上街请愿游行！
会上决定，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直门会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
“一二·九”首举义旗
12月9日这一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警察当局事先得到了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
但学生们还是冲出来了！
清华、燕京大学的千人队伍到了西直门后却进不了城。北平当局将西直门提前关闭。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士兵。
城内新华门前， 10时已经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市立女一中、艺文中学等十多个学校的一两千学生。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不成后， 各校代表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总指挥为东北大学的宋黎。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北京大学的数百名同学加入进来了！辅仁大学的同学也加入进来了！
队伍抵达王府井时，军警开始用水龙头、大刀、木棍等对付学生。东大的林泽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经过长达二三十分钟的流血冲突，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被冲散了。
指挥部当即通知学生到北大三院集合。在这里，宋黎传达了学联的意见：从10日起，全市实行总罢课，准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一二·一六”掀起更大怒潮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这一天再发动一次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确定的示威计划和行动路线是：城内各校一律7时出发，城外各校相应提前行动，分别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然后进前门，经天安门，向东单行进，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
这天，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城外各校由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率领。
吸取了上一次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同学被阻于城外的教训，学联决定每校抽出三十人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以便第二天接应大队入城。清华大学的先遣队员在临行前，都饮酒告别，以表决心。
16日上午，冲破重重阻挠的学生来到天桥汇集。中午时分，逐渐赶到的学生有万人之众。北大学生黄敬站上一辆破电车，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议。
迫于压力，“冀察政务委员会”未能如期成立。
北平爱国学生首举义旗，喊出了全国爱国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尽管政府封锁新闻，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消息还是迅速传遍了全国，立即得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大风暴！
觉醒观点
全民族真正觉醒在何时？
金一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中国这头沉睡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抗日洪流浩浩荡荡，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不可阻挡。正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中国人民空前地团结和觉醒起来。爱国主义成为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中所写：“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片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觉醒背景
救国会如雨后春笋
“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全国各界席卷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各种救国会像雨后春笋一样成立。
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代表史良、陈波儿等人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率先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百多人，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35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1月9日，顾名、沈钧儒、曹聚仁等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救国会。
与此同时，还有电影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纷纷在上海成立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这一天是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
1936年5月31日，也就是“五卅”纪念日的第二天，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在日本的压力下，1936年12月23日夜，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了救国会“七君子”。
在“七君子”受审当天，宋庆龄等人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国入狱运动”，宣誓如果救国有罪，甘愿与“七君子”一同入狱受罚。全国各地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乃至普通老百姓，纷纷向当局进行“爱国有罪”“自首”，使当局尴尬万分，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奇特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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