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上海市民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资料照片
“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
这是1937年8月还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张爱萍赴上海之前，毛泽东对他说的话。在这位领袖的眼中，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要贸易港口，其重要程度并不在华北之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爱萍负责开辟了包括上海郊县在内的苏浙地区敌后农村抗日游击战争。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从上海延伸开去，与前方将士的冲锋陷阵交相辉映。
再放眼中国，华北、东北……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为发动，垒起了一座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高山，营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抗日力量，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的抗日立场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旗帜鲜明
“七七”事变之时，周恩来就在上海。
在庐山谈判前夕，他在和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刘晓会谈时提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上海。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
共产党的抗日立场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旗帜鲜明。中共中央发表了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多个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抗日的宣言和决议……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而国民党内部，依然纠结于是和还是战。
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在“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的同时，终于表示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
8月，蒋介石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11日参加会议，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了发言，提出了抗日的政策和思想，会议确定了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11日晚，蒋介石下了作战的命令。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中央参与了淞沪会战的最高决策过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如是评价。
8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用毛泽东的话说——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重大关头的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八路军须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8月，距离上海1400多公里外的洛川冯家村，地处偏僻，靠近红白两区，有位红军找到冯建勋筹办并任教的私塾小学，想借个地方开几天会。
冯建勋的儿子冯国璋记得父亲提过，那几天，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在自家灶房锅台上做饭，并分散住在村上老乡家的窑洞里。
“他们对人和蔼，很容易接近。会议开完后，他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在墙上的洞里还有一些已经烧尽的烟纸灰。”
细节背后，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了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军事战略也有所转变——八路军须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动员民众、依靠民众、组织民众，共产党把抗日武装扎根于人民。日本作战史《华北治安战》就有记载：“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起了战略指导作用，也对国民党正面抗战有着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截然不同的战场
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对整个抗日战争局势发展起了决定意义的战略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不可替代的
张爱萍是1937年8月去的上海。
他的儿子张胜曾撰文写过父亲对战争期间的回忆——“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卢沟桥打响后，张爱萍被指派去上海。他回忆：“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党史材料中亦记载了毛泽东指派张赴上海工作的内容。
开始，张爱萍并不乐意。曾经担任过军委骑兵团政委的他，一心想奔赴前线。
毛泽东当时向张爱萍详细分析了形势，强调上海战略地位的重要，日军大举进攻华北，接下来日军必然要进攻上海，再图夺取南京，上海肯定会失守，南京也会失守。
“上海失守以后，外围的农村需要开展游击战，你们军委就是要组织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的农村游击战争，动员组织民众，支援国民党军队抗日，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去，开展沦陷区的游击战争。”关于具体的工作步骤，毛泽东要求张爱萍到南京去请示博古、周恩来，到上海同刘晓商量。当时上海已有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的三人团，作为党在上海的领导机构。他们一方面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参加难民救济工作。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难民成批逃进租界。据《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难民不下130万人，进入租界最高峰时达70万人。各收容所人满为患，后至者只能露宿街头。
而党组织救济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了起来。上海地下党于1938年8月，组织了六七百名难民，作为难民中坚第一批参军。前后输送到新四军去参加革命的难民不下千人。
到上海后，张爱萍组织开办了游击短训班，培训对象是做难民工作的学生党员，学习如何组织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当时还有学员问：“你们讲的都是红军在山地打游击的经验，现在上海的周围地区都是平原水网地带，该怎么打游击呢？”
张爱萍被问住了，因为他确实还没有研究过在平原水网地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课后，他赶紧和吴克华等省委军委的几名同志一起讨论，认为上海外围的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是平原河网地带，但农村地域广阔、村镇稠密、人口众多，日军不可能占领所有村庄，它只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镇。可以在有条件的各村庄里分散秘密组织游击队，白天分散在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打游击。
他记得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
擅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共产党，让侵略者遭遇了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战场。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绝不敢掉以轻心。”
事实上，上海郊区的敌后战场只是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土地上开辟出的无数敌后战场中的一处。
救亡运动的发源地
中共，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上海，是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源地
1937年7月15日，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名片”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见证了《保卫卢沟桥》的萌芽。
当日，“中国剧作家协会”在原“上海剧作家协会”的基础上在沪成立。夏衍担任理事。会上，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
而在此5天前，夏衍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指示他“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多做统战工作，工作方式可多种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
周恩来同样叮嘱了主持地下工作的刘晓：“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保卫卢沟桥》开启了文艺界团结抗战的高潮。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源地。
卡尔登大戏院当时的经理曾焕堂积极参与话剧界抗日救亡活动，始终提供场地支持《保卫卢沟桥》创作、排练演出。
8月20日，同样是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召开大会，组建13个“救亡演出队”，宣布各领队和队员名单，分赴各地。
上海救亡运动的种子，一路向大后方播撒。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宣告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协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成立当天，周恩来到场，并称颂：“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成立随后又影响教育界、妇女界、学生界、工人界……
中共全面抗日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抗战心愿。很多有识之士，日渐倾向并认同于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路线。大批海外华侨回国参战或捐资捐物。在日本入侵上海之际，上海利用五金厂厂长沈鸿将自己的数台机床和熟练工人们一起带到延安，参加共产党，发展边区工业。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在那一场血雨腥风的会战中，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垒起了令日本侵略者望而生畏的另一个战场，鼓舞着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士气和信心。
直至最后的胜利！（ 记者 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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