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期间，藏族同胞或积极参军，或捐款捐物，或祈祷诵经，以不同方式参与抗战，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喜饶尼玛教授长期研究西藏近代史。他说，藏族僧俗民众对抗日的贡献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积极参军抗战。抗日战争期间，除了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外，一些藏族民众积极参军参战，直接投身于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
１９３８年，西藏哲蚌寺僧众顾及“国家军事，急需要兵力甚殷”，提出应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员，在国家民族需要之时，愿拿起枪杆。
１９４３年，甘肃临潭县冶力关的藏族人民联合当地回、汉、东乡等族人民，组成抗日救国义勇军，不少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蒙藏月报》记载，１９４４年，甘肃拉卜楞藏区热血青年为了救国救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志愿报名参军。仅该年１２月６日，报名从军者就达５０余人。１１日，又有６０名蒙藏青年报名参军。
《康导月刊》等刊物记载，西康藏族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斗志十分高涨，在中国远征军中，就有不少藏族青年。五台山藏传佛教僧人还直接组织了“僧人连”，投身到打击日寇的战斗中。
二是成立了一批抗日救亡组织。１９３１年，正在南京的康藏人士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和正在内地的藏传佛教活佛，以及就读南京的藏族学生代表等４０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紧急行动起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
《告全国同胞书》中说：“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此外，藏族人士还先后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等，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
三是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喜饶尼玛指出，包括九世班禅在内，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僧俗群众开展了空前的捐款支前运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西藏僧俗群众就捐赠国币５００万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甘肃拉卜楞藏区人民捐献的钱财，可购买３０架飞机，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输财卫国”匾额。
四是藏传佛教高僧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声讨卖国贼。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得知日寇侵犯上海后，命令各大寺庙喇嘛为抗战胜利祈祷，诅咒侵略者。作为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到访上海、北平、察哈尔、内蒙和青海等地，向各族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九世班禅临终前还发表《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完成抗日救国大业。西藏摄政热振活佛、西康诺那呼图克图、贡噶呼图克图等著名高僧也纷纷为抗日奔走呼号。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等人公开叛国，拉萨市全体民众急电国民政府，甘肃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率领拉卜楞地区１０８寺藏族僧人暨全体民众，通电声讨汪精卫助纣为虐、认贼作父的卖国行为。
《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中说：“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侥存之理。”
记者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看到两档藏文资料，记载了“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拉萨群众在八廓街悬挂横幅庆祝抗日胜利”的喜悦场景。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副局长尚拥军说，这些历史档案非常珍贵，充分说明了西藏人民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史实。
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所长次旦扎西认为，藏汉民族历史上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和兄弟民族情谊，促成了共同抗敌意识。
喜饶尼玛指出，在抗日战争中，藏族人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祖国的前途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共同的命运把藏族人民同兄弟民族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中国社科院日本涉藏问题研究学者秦永章说，藏族人民奋起抗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给了前线各族军民以极大鼓舞，使他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坚强力量，也使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有了更广泛的联系和更紧密的团结。
“抗日战争中，在藏族各阶层普遍行动起来的背后，是长期以来蕴藏在他们心中炽热的爱国精神的迸发，是他们强烈渴望建立一个强盛祖国的集中体现。”喜饶尼玛说。（新华网拉萨８月１２日电 记者张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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